古代农业科技与商品经济：无心之举中的璀璨

中国古代之所以农业科技发达，与社会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及兴修密切相关。水利事业与农业相辅相成，北宋时期的陈尧叟发挥了傅玄的农田水利的见解而改造水田。当朝南方种植水稻，因此特别重视水利兴修，水是农业的命脉，中央政府不时发放水利农田的诏令，把水利兴建作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方面。

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时期，发布了农田水利法，积极推动水利建设。一是凡是懂得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利工程兴修的，施行之后给与奖励，功劳大者，量材录用。二是各州县要将可兴建的水利工程做详细调查，绘制成图，并且说明兴修的措施和办法。三是为使工程修建得到保证，政府与居民出钱出力，按照功劳大小进行酬奖。

一、兴修水利

黄河是中国水利的忧患，每年必将修缮河堤。宋朝为解决泥沙淤积，采用了李公义提供的铁龙爪杨泥车法，黄怀信同李公义对铁龙爪加以改进，制作了峻川把来疏通淤泥。疏浚河道的同时，淤田便随之发展起来，将淤泥引入到田池中，使贫瘠地区成为沃壤，淤溉之后产量得以大幅度提高。

北方的稻田也因水利兴修而扩大。在宋朝的国境内，从沿海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地，分布了不同类型的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使劳动人民运用科技改造自然环境的依据，当朝政府从政策上支持水利建设，同时调动了不同阶层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运用智慧与勤劳促使水利事业的发展。

宋代生产力发展的特点是注重经济效益，效益的提升，要求“财足以赡，力足以给”，说的是要有充足的经济条件，财力不足而田地再多都无法使生产要素有效地发挥作用，必然成为患害。人力、财力要有效的支持科技，才能发挥出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最大效益。

科技便带来了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革新，农业生产与水利灌溉的兴盛做出了充分的诠释，这是宋代农业科技发展致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给与了支持与鼓励。例如宋太宗就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设置农师指导种植。

又例如针对南宋地狭人广状态，使得政府重实际效益，同时力主发挥精耕细作的优势促进农业发展。再如鉴于江南地少人多的特点，朝廷鼓励人们实种少收，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科学办法来满足民生。生产工具的变化说明了改造工具的科技的进步，也证明了工具对于社会生产至关重要。

对此，研究农业的发展，也要以技术与工具作为考察对象，农业发展影响了冶炼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需求、以及工具进步与变革。先秦时期，我国冶铁技术是为制作大批农具。利用“退火”，“脱炭等环节”而制做韧性铸铁，既有良好的韧性，又耐磨损冲击。

二、农具变革

冶铁技术的变革推动了铁制工具的不断更新。如果耕作靠人力，不过十余亩。铁口犁(宋以后谓之踏犁)的出现，逐步代替了利用马牛等畜力牵引耕作，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为而后深耕细作也创造了条件。统治阶级还以官府名义研发各种农具，进行大批量生产，使农具的制作规范化、制度化，科技化，对提高亩产量具有明显的作用。

宋真宗时期，朝廷豁免农具税，宋神宗时，个别地区如因购买农具不方便，可以申请设置草市。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业流通和社会需要与铁制农具制作这一生产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从而说明铁制农具技术与农业发展密切关系。

在冶铁技术有所改进的同时，宋代在农具制作上为满足生产需要也有所变革和创新。宋代使用的曲辕犁创始于唐代，这种犁由直辕改为曲辕，在操作使用掉转方向方面更加方便和灵活，深耕翻土的性能良好，其他地区相继推广使用。

宋代的犁有了“裂刀”的装置，这是对犁的一项重大改进。“裂刀”也谓之“开荒裂刀”，用来更高效的垦辟荒田，将其安置在犁上，“牛乃省力”。两宋三百年间，曾对两浙江淮大片低洼地进行了大力改造。对低洼地改造，一是排水，二是排水后清理杂草。

蒯刀就是改造这种低洼地的极其得力的工具。正因为蒯刀在垦辟荒地中具有这种作用，被列入《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一书中。以上均说明了农业的发展需求带动了工具技术的改良，先进的工具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经营方式的变革宋代农业经营方式大致为三种，“刀耕火种”的原始经营，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当朝西部采用粗放经营为主，东方地区则以精耕细作为主。这样的经营理念及方式的转变，也带动了科技的转变。

先以工具来说，广西桂林是宋代广南生产较为先进的地区。在之前，薄小的田器是无法在这里进行广泛的使用的，踏犁便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要耕具，当地既不懂得水利灌溉，也不知道移植秧苗，农业劳动者妇女居多，这样的经营方式也给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制约作用。

而北方及江南、四川、福建等地大都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除拥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在劳动者勤奋和耕作技术及器具的进步的前提下，耕作器具的研发目的便是实行垦辟低洼地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之后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验，其中“耕”“耘”“水”“肥”“种”便是科学耕作的总结。

不但如此，还根据土壤性能，进行因地制宜的农作。较为先进的农业经营理念，助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宋代的农业还受到气候、土壤、交通等原因的限制，宋代农业发展的后期，出现了专门针对这些不利条件进行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的专业农户，形成专业经营区域。

三、社会分工

例如太湖的农民专业种植柑橘，江西种植金桔，温州种植黄柑，福州种植荔枝，洛阳盛产牡丹等名贵花种，蜀州、汉州等地以种茶为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对农业的需求量也是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是技术不断的提高，南宋末年多处形成经济作物的区域，表明了耕种及栽培技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宋代农业生产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准备了首要条件。宋代的自然经济的“男耕女织”状况决定了耕种与养殖业的综合开展，体现了大农业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密，生产逐渐专业化，并朝着商品经济的趋向转化而逐渐脱离了农业附属业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同时，宋代商业性农业生产获得较快发展，开始向专业化商品生产迈进，致使经济发展重心发生变化，农业生产脱离单纯的粮食种植业生产，发展成为农业经济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桑蚕、棉花、茶、林木等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专业化经营为此前历史上所未有，从而为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基础。

社会分工带来生产力提升，这个观点毋庸置疑。《国富论》开篇就详细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意义，它提出：贸易、社会分工是构成财富的重要源泉，竞争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高效生产的动机，社会分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及社会财富增长的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社会的分工，促使了生产技能的专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得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两个因素成为生产者提高、改进生产工具的内在因素，从而影响了科技变革的步伐。宋朝时期是以雇佣方式作为经济关系的主导，它取代了个体经济。

从而使得生产力得到释放，社会分工便有了基础，进而将分工进一步渗透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与步骤，随即就产生了技术分工。技术分工带来的是技术的专业化，也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长。

技术划分中，手工作为职业的类别进行了区分。在宋代时期，手工业的分工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延伸性的发展。经济作为的主导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我供给的商品不能满足于人们的日常需求，如生活用品的盐、茶、酒等，专业化的生产才可以提供，尤其是特制的农具必须由市场买卖来取得。

四、商品经济

因此，手工业分工的越细，就越能给社会生产多种类的商品，促使了多样化的商品类别。手工业生产过程分工越细化，专业程度越高、带来技术的革新越快，其产出质量与数量就会成倍增长，单位成本就越低，就越能够使更多的人具有购买力，从而刺激贸易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在生产上要求专业化，即劳动分工。专业生产提高了劳动效率，第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不断革新，第二是可以减少损耗，最后是有利于技艺专精的提升和及器具的研发。

商业化格局的形成农业的扩大，手工业的发达必定促进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给科技研发提供物资保障，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商品需求，又作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宋朝时期的商品经济愈发展，对科技发展愈提出迫切需求，因而也就愈加使科技的发展获得强大的动力。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宋朝的城市形成了贸易市场网络的格局。首先是构建城、坊，在以前城市的布局中，严格区分了居民区（坊）和同商业区（市）。

到了宋代，这种狭小的市制很难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坊市分离的制度开始瓦解，市场打破了原来封闭式的市井局限，彻底地扩展到整个城市，使整个城市“坊市合一”，这种格局则被沿街开店、到处经商的情景所取代。

宋朝的人口逐步集中于城镇，如北宋时期的都城汁京，又如南宋的临安都，皆是具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宋代城市发展是突破城区界限，在州县城附近，允许开设作坊及店铺，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新增了商业区域，促进商品经济。

其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一个商品流通与交换的纽带，这便是遍布各地的镇市。据《元丰九城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有镇市达一百九十多个。镇市以下则有草市或墟市，其中除接近城市的草市发展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外。

五、总结

其余为乡村集市，这是商品交换的初级市场。这样，由城市而镇市而草市（墟市）形成一个梯级结构的商品流通网络。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已经产生四个大的区域市场:江南区城市场;川峡诸路区域市场;北方诸路区域市场;西北区域市场。

这四大市场各具特色，互为补充，这种形态的商品集散与流通，对当朝的商品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贸易网络的形成下，刺激了消费，也刺激对科技的需求，贸易市场不断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商品制作技术不断提高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