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中华农业文明的文化基因

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基因。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激活这些文化基因，促进中华农业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首先，要通过学校、社区和家庭等多渠道传播中华农业文明的历史和精髓。其次，应该加强对传统农业知识的保护和传承，以及探索新型农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同时，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挖掘和发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农村文化。最后，政府和社会应该注重农业文明的保护和传承，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中华农业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这些举措将有助于使中华农业文明的文化基因得以充分激活，并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作者：邵贵文 |发布日期：-05-16|阅读次数：109

近日，我院樊志民教授主笔的《激活中华农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一文在《 人民日报 》13 版（大家手笔）专栏发表，成为继做客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后，樊志民教授宣传与弘扬中华农业文明又一强音。

“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以中华文明独特魅力为切入点，樊志民通过文章追溯了中华农业文明对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从《尚书》“食为政首”、 “任土作贡”的论述，到《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辩土”、 “审时”不同篇章的著述，以及后来《齐民要术》“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三才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樊志民教授透过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先哲圣贤们对农业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使中国农业在发展初始阶段就有了一套比较理性实用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先哲们对农业生产中天地人关系的科学准确定位，确保了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不犯颠覆性错误。

在专栏文章中，樊志民教授追溯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及其衍生出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的中华礼乐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指出了“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产业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茶文化”等特质，阐明了中华农业文明所遵循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等基本原则，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章认为，中国农业地理结构上由北向南，北方草原、中原旱作与江南稻作三大农业类型区的结构、功能、优势互补，奠定了中华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三者之间的交流与融汇，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发展历史，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的基本结构，也促进了东西方农业科技与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传统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樊志民强调，要保护好中华农业文明的根脉，激活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樊志民教授长期从事农业历史研究，文风高古、著述颇丰，举凡农史学科理论探索、农业起源研究、钟鼎彝器农史文字考释、古代农业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与传播等方面皆多创获与建树。近年来，他先后接受农林卫视《走黄河看农业》专访，荣登第一期《世界农业》封面人物，做客中央电视台、应邀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做报告等，形成了“老樊讲农史” 农业科普泰斗效应，有效扩大了学校声誉，为中华农业文明传承与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中华农业文明对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期，不少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由古及今影响着不同民族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先哲们对农业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先秦诸子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强调农业，这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其发展初始阶段就有了一套比较理性实用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尚书·洪范》的“食为政首”，《尚书·禹贡》的“任土作贡”，《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其相关思想后来被《齐民要术》概括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三才理论，科学准确地定位了农业生产中天地人的关系。由于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所以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没有犯颠覆性错误。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以血缘群体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衍生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华礼乐文明。先秦时期的井田制、分封与宗法制度，形成了农业社会秩序与道德的约束规范机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度，确立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体制与组织保障；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保障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人才与学术需求。在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农为本的产业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茶文化等。可见，中华农业文明所遵循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等基本原则，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

再从地理上看，中国农业由北向南，依次包含北方草原、中原旱作与江南稻作三大农业类型区。三大农业类型的结构、功能、优势互补，奠定了中华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北方草原文明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汇，推动中国历史文化多样性发展。

中国农业还具有开放性。原始农业时代，中华民族把水稻这种高产作物奉献给了全人类；秦汉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有北方草原、西北沙漠等通道不断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宋元明清以来的海上交往之路引进了高产经济作物，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的基本结构，适应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东西方农业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也促进了东西方农业科技与文化的相互借鉴。由此也可以看出，文明总是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传统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我国农业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要保护好中华农业文明的根脉，激活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