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传统农业（下）

“改造传统农业（下）”简介： 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以适应现代社会和环境的需求。本文将重点关注传统农业的技术更新、可持续发展和市场化转型等方面。我们将介绍一些最新的农业科技和创新方法，如精准农业、无土栽培、智能灌溉和农业物联网等，以及如何将这些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另外，我们还将分享一些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以帮助农民和农业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改革措施。通过本文的阐述，我们希望能够启发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第十一章 农民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

按城里人的看法，农业是因循守旧的堡垒，因此，认为农民会放弃旧习惯并需要新生产要素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各地的农民总被传统束缚，那么，把农民作为非传统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当然就毫无意义了。但是，现代农业显然是农民获得并学会使用优良的新生产要素的结果。这种对新农业生产要素的基本需求并不是哪一个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例如，它就不是著名的衣阿华州农民所特有的。还在20世纪初之前，丹麦农民就实现了这种改造。在最近几十年间，日本和墨西哥农民对新农业要素的需求也十分强烈。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农民都受到了传统的约束，因此，对他们来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一种神话。

在考察了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后，下一步就要考虑这些要素的需求者农民。这里有三个关键问题。当供给者能够提供这种要素时，贫穷社会的农民在什么条件下会接受这些要素？在什么时候，甚至当这些要素还不容易得到时，农民就会寻求这些要素？在学会最好地使用新要素中，在职培训、教育和经验的重要性有多大？本章的目的正是要考察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考察需要分析对新要素的接受、对新要素的寻求以及学习使用新要素。

接受的速度

什么因素决定了农民是否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呢？假定一种新要素是可以得到的，而且需求者对它有某些了解，包括了解获得它的条件。一种方法是根据文化这一变量来解释接受速度的差别。另一种方法是根据有利性来解释接受速度的差别，本书所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

有利性。格里利切斯在解释杂交玉米的推广方式时，所得出的结论是：“从自然授粉品种转变为杂交品种时绝对有利性的差别是用来说明不同地区接受杂交玉米速度的差别的主要因素之一。”[1] 有利性这种方法也解释了贫穷农业社会的接受问题。尽管过去写的所有文章都是要说明贫穷社会的农民受到各种各样的文化限制，使他们在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时对正常的经济刺激毫无反应，但对接受某种新要素时所观察到的时延的研究表明，可以用有利性对这些时延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雷杰·克里斯娜对旁遮普邦棉花种植者对供给的反应，包括对接受更好的新棉花品种的反应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看法。[2] 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中塔克斯观察到，在这个社会里对新要素所作出的反应是积极而强烈的。当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能够得到的马铃薯品种比传统的品种更能抵抗病虫害时，采用这种抗病虫害能力强的品种所能带来的产量显著增加，使得接受新品种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墨西哥农民接受已被证明产量高于传统品种的玉米和其他作物的新品种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有利性的差别是一个有力的解释性变量，所以就不必去求助于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用生活水平指数来解释接受杂交玉米速度的差别，实际上证明是不成功的。[3] L.布兰德（L.Brandner）和M.A.斯特劳斯（M.A.Strauss）研究杂交高粱在堪萨斯州的推广时也抓住了这个问题。[4] 但是，正如格里利切斯指出的[5] ，他们两人讨论问题的根据是在“适应性”与“有利性”之间作了某种虚假的区分。

有利性的概念并不仅限于市场交易。某种主要维持生活的作物（例如秘鲁高原上的马铃薯和墨西哥某些地区的玉米）的产量增加，即使这种作物并不出售，也可以说是“有利的”。而且，有一点可能是事实，即对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从接受新农业要素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一般要小于商业性农民。还应考虑到所增加的生产用于出售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当市场小而且需求缺乏价格弹性时，引进一种增加生产和销售的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缩小甚至消失，当然，农民可能预见不到这种结果。在一个大市场上，对某些农民所增加的销售的需求有很高的价格弹性，这样，情况显然就会有利得多。人们经常强调有利的国外市场在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方面有过许多例子。A.J.扬逊（A.J.Youngson）进行的研究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说明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畜产品市场的开辟和迅速增长对丹麦农业何等重要。[6] 最近墨西哥棉花生产迅速和大规模的扩大与美国为了维持世界市场上有利的棉花价格水平而采取的棉花的支持价格不能说没有关系，墨西哥农民对此作出了最成功的反应。

决定有利性的因素。某些研究者常犯的错误是，仅仅根据其他地方农民使用某种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而断定贫穷社会的农民获得并采用这种要素也理所当然地是有利的。关键当然在于新要素在贫穷社会里的价格及其产量。它的价格可能比较高的理由在于需要反复提到的原因，即私人公司会发现，相对于市场规模而言，供给一种新品种种子、肥料、农药或简单机器，其进入成本是高的。

前面还没有讨论过与产量相关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已经提到过的一个方面是关于供给者如何成功地培育新要素并使之适应于该社会的农业条件。美国的杂交玉米一般产量超出自然授粉品种的15%。贫穷社会的农民所得到的不很适用的杂交品种不会比这更好，然而，这是假定产量增加的百分比是同样的，即都是增加15%；在玉米的正常产量是每英亩20蒲式耳的贫穷社会里，从自然授粉品种转为杂交品种每英亩产量只增加了3蒲式耳，而在每英亩正常产量为60蒲式耳的衣阿华州农场中，采用杂交品种每英亩要多生产9蒲式耳。由于要支付相当高的杂交种子价格，所以重要的是产量增加的绝对量而不是相对量。为了使增加的产量达到9蒲式耳，在开始玉米的产量仅为20蒲式耳时，就要求杂交品种的产量比自然授粉品种高45%。

即使新要素的年平均产量比它所代替的旧要素要高得多，但由于天气、虫害及其他病害，每年产量的变化也很大。此外，由上述原因所引起的新要素的实际产量的变动是不可知的，而对旧要素的产量变动，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是了解的。因此，在新要素的预期产量中就必然有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新成分。在确定有利性时应考虑到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因为按物质储备和经验来看，贫穷社会的农民对付这些额外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如高收入国家的农民，所以就更应该考虑到这一问题。

农业租佃制度对农民实际采用新要素的有利性显然是有影响的。在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分摊成本和收益的方式有时会把为获得与采用新要素所需要的全部追加成本都加在农民身上，而只让他得到由此所增加的部分产量。众所周知，在这样的租佃制度之下，要使农民用于新要素的额外成本与额外（总）收益相等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农民只得到所增加的产量的一半时，这就意味着，作为刺激农民接受或不接受一种新要素的“有利性”只是真正有利性的一半。

为了理解近几十年中前苏联农业引进新农业要素收效甚微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运用刚才提出来的方法，即分析农业租佃制度。用这种方法可以说明许多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问题。在前苏联，“地主”是国家，而“农民”是集体和国营农场的管理者、在农村工作和居住的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居住者。这些居住者还在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耕作着。[7] 基本的“租佃制度”决定了成本和收益如何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分摊。这种制度使得一种新农业要素的真正有利性只有部分归农民所有。因此，接受、采取并使用新要素的经济刺激受到严重损害。要成功地从上至下地引入大部分新农业要素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作为一种总结现在可以说，贫穷社会农民接受一种新农业要素的速度可以根据采取和使用该要素的有利性作出最好的解释。有利性取决于价格和产量。仅仅考察产量的相对增加是不够的。成本的支付与利润的获得，要靠绝对产量的增加。新要素与被其代替的旧要素之间逐年产量波动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分摊成本和收益的租佃制度，包括它在前苏联形成的变种，可能会限制对一些要素的接受，而那些要素如果是在更加适宜的制度下会是十分有利可图的。有效地使用新农业要素所要求的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是最不重要的，而是到此为止还没有加以讨论。在我论述这些问题之前，简要地评论一下对信息的寻求是合适的。

对新要素的寻求

在某些情况下农民大概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寻求新农业要素。在美国，某些农民密切注意一个或几个实验站的研究，以便看看有没有什么他们可以采用的有利可图的新发现，这种例子很多。研究新农业要素需求者的这类行为的有用分析方法是把成本和收益的概念运用于寻求信息。[8] 在前几章已提到了这一过程的某些内容。但是，还没有可供利用的、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分析需求者这种行为的研究资料。

任何一个处于贫穷类型社会的小农，都绝不会去寻求这类信息，除非附近有某些试验田或是通过某些合作安排来进行这种活动。即使他有心去寻求这种信息，有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这样做，并且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农业社会去寻求信息，这对他来说也会是一种无法承担的花费。为此目的而出国更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了。

但是，人们也许会认为，经营大企业的农民会积极寻求新农业要素。南美洲某些地区有许多农场按规模肯定属于大农场，从他们使用过时的传统要素来推测，这些农民要么在寻求新要素方面很不成功，要么很不主动，他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原因是一个谜。原因可能在于，采用新要素的成本 ，对他们来说确实太高了。

如上所述，人们似乎可以根据构成以下论述的暗含假说来预测种植园经营者寻求新生产要素的行为。然而必须承认，对此还没有进行过仔细的验证。弄清楚这一假设是否具有真正的解释性意义是有益的。如果是真有的话，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一假设指出扩大寻求新农业要素有用信息的范围和有效性的途径。

学会使用新农业要素

令人奇怪的是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很少注意学会有效地使用新农业要素的过程。要求学习多少呢？在这方面，显然有些新要素是简单的，而另一些要素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一方面，杂交玉米是比较简单的。然而即使在这里农民也必须学会不从种植杂交品种的地里选下一年的种子，因为杂交品种不像农民所习惯的自然授粉品种那样再生产自己——用这种方法所选的种子会很快改变它杂交的特性。茎可能会变矮，它可能倒伏，穗在成熟后容易脱落，果实可能变软，甚至颜色也会不同。为了获得最好的产量，作物要种得比自然授粉的高秆品种更密一些；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在能灌溉的地方适度的水的条件大概也与自然授粉的品种不同。因此，即使是像杂交玉米这样简单的要素在能最好地进行种植之前也需要某些学习。就所需要学习的复杂性而言，另一个极端是用高产的奶牛代替普通的奶牛。

人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一旦农民成功地用现代农业要素代替了传统农业要素，就像任何一次性变化一样，此后就不必再去学什么了。在技术先进国家的农业中所看到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最近对宾夕法尼亚州典型牧民的实例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1942年到1959年间采用了许多新农业要素。弗雷德里克·C.弗利格尔（Frederick C.Fliegel）和约瑟夫·E.柯夫林（Joseph E.Kivlin）区分出了43种这类耕作做法并发现有50%以上的农场采用了23种，而90%以上的农场采用了4种。[9] 大量的新生产要素，对这些生产要素的迅速采用，特别是适应这一切的复杂的管理任务提出了必需更多地学习知识，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

分类。与这方面有关的学习可以分为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学习新的有用技能。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是固定的，因此就包含了一种不可分性。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新知识和技能。第一种是沿用已久的方式，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由严峻的经验进行传授。这往往是一种代价非常昂贵的方法，技术先进的国家已用其他方法代替了这种方法，因为其他方法是廉价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非常缓慢的方法。如果一个贫穷社会完全依靠这种过程，那么，要在十年或一代人的时期内实现现代化的前途确实是渺茫的。第二种学习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可以由出售新农业要素的企业、像农业推广站这样的政府机构或农民自己来提供。这种培训通过私人企业或政府机构所组织的示范和讨论来进行。有时也可以利用特殊的短期培训和业余学校。这些培训一般都在农闲季节举办。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著名的丹麦农民学校作出了开创性成就。教农民使用和维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复杂机械的短期培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苏联为了实现生产某些作物的田间工作拖拉机化，在这方面投了许多资。在美国，最初把汽车和汽油发动机用于某些农业劳动时就给了农民（主要是年轻农民）以足够的知识和技能，这样，当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容易得到而且经济时，他们就很便当地使用这些机械了。当引进农田拖拉机时，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汽油发动机的知识，这的确是真实的。农民们还可以互相学习。首先试用新东西的人就是其邻居的老师。年轻人可以作为雇工在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农场工作几年，从而学会使用这些要素。以后，他们会成为独立的农民，并使用这种新知识和新技能。在一个不再满足于只从经验中学习缓慢取得结果，而是希望在短期里取得比通过正规教育得到更多成果的社会里，这一段所简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第三种方法是教育，这在长期里是最有效的方法。这里把教育作为一种向人力资本的投资；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向农民投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类投资对贫穷社会的农业经济增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下一章要专门进行讨论。

成本和收益。有用的知识和有用的技能对于达到我们现在探讨的目的是有用的能力，它可以通过经验、在职培训和教育来获得。获得能力的每一种方法都需要某些成本，而其成果大概就在于从与新知识和技能相关的额外生产中所得到的某些收益。经济分析的贡献正在于把这每种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来考察。一旦确定了每种活动的基本成本和收益，每种活动的投资收益率也就可以估算出来。收益率的差别就是指导私人和公共机构作出对这个领域投资决策的指示器。

除了最近少数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外，经济学家们还没有研究这个投资领域。甚至在美国，尽管有大批农业经济学家，但这一问题完全被忽视了。毫无疑问，对这些活动的投资不足，特别是美国对农民儿童的教育投资不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关的经济学信息，因而对投资不足的程度也就缺乏认识。[10]

从这种对把农民作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需求者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分析所观察到的农民的接受速度时，使用新农业要素的有利性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性变量。大多数贫穷农业社会的农民人数少而且与外界隔绝，以至于不能寻求新农业要素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他们从这种寻求中所能得到的收益而言，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许多占有而且经营着很大农场的农民，尤其是南美洲某些地区的这种农民，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寻求现代农业要素，这是一个谜。农民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这既需要新知识又需要新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仅仅从经验中学习不仅缓慢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学习方法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教育能承担起提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之前，在职培训起着很大作用，特别是对这一代人更是如此。

[1] 参看兹维·格里利切斯：《适应性与有利性：一种虚假的区分》，载《农村社会学》，第25卷，第3期（1960年9月），第354页。还可看他的基础研究：《杂交玉米：对技术变化经济学的一种探讨》，载《经济计量学》，第25期（1957年），第501—522页。

[2] 雷杰·克里斯娜：《旁遮普邦（印度—巴基斯坦）农户对供给的反应：对棉花的一种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61年）。

[3] 兹维·格里利切斯：《杂交玉米与创新的经济学》，载《科学》，第132期（1960年7月），第277—279页。

[4] 布兰德和斯特劳斯：《杂交高粱推广中的适应性与有利性》，载《农村社会学》，第24期（1959年），第281—283页。

[5] 兹维·格里利切斯：《适应性与有利性：一种虚假的区分》，第354—356页。

[6] A.J.扬逊：《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0章。

[7] 西奥多·W.舒尔茨：《大型拖拉机和许多锄头：评苏联农业》（根据1960年夏季在前苏联所观察到的情况而写），芝加哥大学，第6006号论文（1960年，油印本）。

[8] 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信息经济学》，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9期（1961年6月），第213—225页。

[9] 弗利格尔和柯夫林：《与采用速度相关的改进了的耕作实践之间的差别》，第691号公报（1962年1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农业实验站。

[10] 李·R.马丁（Lee R.Martin）的文章：《需要研究人力、社会和团体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45期（1963年2月）。这篇论文很有用，它概述了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它以农业为对象。还可以参看作者的《教育的经济价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

第十二章 向农民投资

以下的主张具有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含义。这种主张包括两个论点，即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对大型人口群体来说，天赋能力的水平和分布大概是趋向于相同的。但是，关键是后天获得的能力。它显然并不是在出生时、在十岁时、甚至在以后受完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年龄时就既定的。虽然在一生中人的技能与相关的知识都可以得到提高，但有充分的文化和经济方面原因可以说明在年轻时就获得了大部分知识和技能。还有一件基本经济事实，即获得能力并不是免费的；这些能力需要有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

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人力资源”这个词来估计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无论这些人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或者是作为管理者、企业家、计划者和政府行政官员而发挥作用。这一章正是要研究农民的质量因素。增加对这一因素的投资有几种形式：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但是，还有其他向农民投资的方式，特别是向那些没有机会上学或即使上过学但所受教育少得可怜，以致实际上不能算成有文化的人投资。

本书研究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可以表述如下：贫穷经济中增长缓慢的经济基础一般并不在于配置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方式的明显低效率；也不能用对这类传统要素的储蓄和投资率低于最优水平来解释，因为在正常的偏好和动机为既定的条件下，边际收益率总是太低，不能保证有追加的储蓄和投资。在这些条件下，迅速增长的经济基础不在于提倡勤劳和节俭。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从贫穷经济中人民的经验来看就是非传统的）生产要素。如上所述，这些现代生产要素往往被经济学家用“技术变化”来解释。其中，现代农业要素的供给者是在农业实验站工作的研究人员。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在新农业要素确实有利可图时，农民的作用是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来接受这些要素。但是，典型的情况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寻求这些新要素。最后，主要取决于农民学会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在这一点上，迅速的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但是，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这种论点是不是过分重视农业中人力资源的质量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对比地来看待农民。[1] 假定美国农业部门在耕作中所使用的土地和再生产性物质资本与现在的一模一样，再假定现在所有从事农业的人统统被只具有一个世纪前的耕作经验而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代替。很显然，这对农业生产将产生极不利的影响。再继续推论下去，又假定由于出现了某种奇迹，印度或另一个像印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在一夜之间获得了一套可以与美国农业中使用的相比的自然资源、设备和建筑物，以及所有其他现代（物质）农业要素，那么，在印度农民现有的既定技能和知识的条件下，他们能用这些要素做什么呢？毫无疑问，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将产生巨大的不平衡。

在论述与向农民投资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之前，还要研究几个次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作为疑问提出来。为什么在历史上不依靠农民的质量因素也有过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呢？为什么西欧早期的工业化是依靠无文化的劳动力进行的呢？历史上什么地方的农业是把教育作为增长的源泉呢？为什么不能进口所需要的技能呢？

农业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回顾

即使对经济史有一点了解，也会对农业增长是紧紧依靠农民所获得的能力产生某些疑问。实际上有关农业的历史记载也说明了，无文化的农民有时也能使农业生产迅速增长。农业的这种增长并不先要有教育、培训和更好的保健。这些东西是后来才有的，这就像农民有了钱才买得起高档消费品一样。在考察对新农业要素的接受速度时，已经证明有利性较之广泛的文化差别，其中也包括教育和保健的差别要重要得多。因此，认为这里所说的向农民投资主要是消费难道不正确吗？

这里要遇到几个问题。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怎么会从农业中实现经济增长呢？不是有这样的国家吗？它们向农民投资量增加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效益。在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方面，工业与农业之间难道没有什么突出的差别吗？

欧洲人及其后裔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引起过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虽然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农民比起来，这些农民有较高的技能，但这个时期的关键是为按欧洲式耕作开垦了大量土地，是由于运输的现代化和运输费用下降所带来的有利性。（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8版的序言中把这种发展作为解释土地地租下降的关键。）总的说来，这种农业生产的增长并不依靠农民获得并有效地使用一整套现代农业要素。它要求有大量的体力和某些耕种新土地的资本品。主要用于解释的变量是农田供给的迅速增加。为了耕种土地，健康的身体及所具有的精力和耐力是重要的。即使在使用几种可用于播种、耕作和收割某些作物的新农业工具时，事前的教育也只起很小的作用。但是，除了在拉丁美洲的少数几个地区和某些由于缺乏道路及其他交通设施而无法进入的地区，好的农田不再能任意取用了。

再举另一个例子，虽然水是由无知的农民使用的，但遍及印度的灌溉设施的建设还是导致了大幅度的农业增长。灌溉条件下的耕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这是印度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的传统耕作方法。即使这样，新灌溉地区的农民仍要学习许多知识，文献中充满了惋惜之情，表明这个学习过程是如何缓慢和困难。

前苏联也没有等到农业劳动者受了更好的教育，就迅速实现了田间作业的机械化。但是，前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做了许多工作来增加农民的现有技能。组织了一系列培训班和职业学校来培养拖拉机驾驶员和联合收割机操纵手。[2] 建立了机械和拖拉机站，并且配备了受过操纵和修理新式农业机械的特别培训的人员。

在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中，假设应该是，如果奴隶主为其奴隶获得新技能而进行投资是合算的，那么奴隶主就会投资。既然在奴隶制存在时奴隶主进行这种投资的情况看来极少，那么推论的结果应该是，对奴隶投资是不合算的。然而，对奴隶投资不合算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如果考虑到奴隶的寿命很短，那么偿还投资的时间就比较短了。要求奴隶所干的活（例如锄棉花、砍甘蔗）都需要很大的体力。[3] 无论在任何地方，凡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都不知道有什么技术进步；它们的基本常规是使用强制劳动。教育对实施这种劳动常规是危险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更好的保健，以便延长寿命，实在是令人不解。

向农民投资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这种投资对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什么有利影响。很难看出有什么支持这种关系的明显历史事实。有很多例子是农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为年轻农民寻找非农业工作创造了条件，因为他们大概能靠新获得的能力到农业部门以外去赚更多的钱。但是，显然没有一个例子表明受到更好教育的农民继续留在农业中，这是与一个停滞的农业相联系的。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但是，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某些原先种植低廉谷物的衣阿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农民迁移到主要种植稻米的路易斯安那州，美国的稻米种植和生产有了显著的进步。[4] 另一个常被引证的例子是住在亚拉巴马州沙德马太地区的德裔农民所得到的较大成功。在南美洲部分地区有许多欧洲人和日本人移民的小片农业“飞地”，他们达到的生产率水平高于其周围的农民。

众所周知，移民往往比在自己所离开的国家能获得更大的成功，而且也在从事的职业上较当地人更加成功。为解释这些双重结果而提出来的一个假说是，按生产率来衡量，人们对他们的经济环境中的这种变化反应是非常积极的。还有另一个在这里要采纳的假说。它包括两部分：1）在新地方比他们所离开的地方生产相对增加的基础是经济机会的差别，以及2）移民所达到的产量相对高于当地邻居的原因在于有用的技能和知识的差别。在这些情况下，移民在技能和知识方面有显然的优势。虽然仔细地检验这些假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但对某些资料的初步考察是有利于后一种看法的。

工业化的教训[5]

因为存在着一些反对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任何一种向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的顽固信念，所以考察这些信念有助于进一步阐明我们所考虑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关于开始工业化时做事应遵循的顺序的信念。如果一个穷国把其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那么它就只能把较少的资源投资于新工厂、设备和存货。因此，人们认为，存在着一种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生产率更高的工厂，然后再把所得到的收入用于教育。按这一顺序，一个国家就要使马在车之前。可以引用许多历史事实来支持这种顺序。在西欧早期工业化期间，首先有了工厂和设备，隔了很长时间以后才搞学校和保健设施。那个时期的政府和商业暴发户也不以他们普遍关心劳动者的福利而闻名。劳动力是丰富而廉价的；主要是无文化又无技术的劳动力；劳动力所从事的大部分体力劳动要求最大的体力。顺便提一下，从事不熟练的体力劳动的这种能力是古典的劳动概念，虽然这种概念显然是错的，但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仍然与它有关。因此，改善工人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的计划并不是工业革命这一时期中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这确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教育在今天是基本的呢？回答在于现在穷国从事工业化时并不是使用一两个世纪前那样简单而原始的机器和设备。即使他们希望用那样简单的设备，也是办不到的，因为那些东西都已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了。

另一种经常表现出来的观点根据了这种观念：一个穷国只能使用少量熟练工人，因为一般说来穷国主要是农业国，农业是落后的，而落后的农业不能雇用文化水平高的工人。因此，虽然新技能和知识在高收入国家是有用而有价值的，但在穷国则被认为是多余的。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以后我们将要考虑这一点。

许多文献宣称，穷国存在着许多“失业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文献接着又强调了这种类型失业中所固有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危险性。显然，有一些从国外学习归来的学生发现，要找到一份能很好地使用自己新技能和知识的工作是困难的。有人认为，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是一个穷国无法承担的奢侈品。造成这种情况的真正问题看来应该是知识分子和归国学生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在经济工作中是否有用，以及是否适应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

还有另一种关于教育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对大量涌入不发达国家的西方国家资本的使用。这种资本被用于建筑港口、机场、铁路、纺织厂和其他工厂，而且也被用于建立种植园。没有把这种资本用于建立和经营学校。但是，显然这种资本一般是高生产率的。为什么今天为相同的目的而输入的资本不能得到那样令人满意的结果呢？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一旦这些新企业建成后，由谁来管理。如上所述，一般说来精明能干的欧洲职员伴随着早期的资本输出而来并管理新企业。这种安排现在是大多数从国外获得资本的穷国所不能接受的。那么，谁将去经营并管理新港务局、发电站、铁路，特别是许多用现代化机械装备起来的工厂呢？从最近的经验所得出的教训清楚地表明，有时建设企业比培养经营和管理这些企业的高质量的人更容易一些。

毫无疑问，无论怎么说，限制穷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比较缺乏。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缺乏哪种资本？是缺乏传统的再生产形式的资本吗？不。非传统形式的资本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吗？是的。根据某些教育、在职培训和保健设施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假设，问题就是：相对于向有用的技能和知识的投资而言，对物质生产资料的投资应该多一点呢，还是少一点？最近，与对穷国的经济援助和国外贷款相关的经验同这一问题有联系。

对穷国的经济援助远不如战后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援助有效。西欧战后的复兴及以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而实际上每个得到经济援助的穷国的增长还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在评论战后欧洲由于轰炸和折旧所引起的工厂和设备的严重损失的影响时，经济学家们高估了这种损失对欧洲复兴的限制作用。[6] 人们低估了复兴和增长的前途，这是因为在辨别和衡量生产能力时没有考虑到在战争的斗争和摧残下存留的人力资本及这种资本在现代经济的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高估了穷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而且这也是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即忽视了增长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从而，在没有向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下，仅对追加的物质资本寄予很大的希望。对这两种情况的错误论断都是依靠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资本概念的结果。

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穷国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使新的外国资本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方面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决。那些负责让穷国得到这种资本的人经常提到的判断是：外国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缓慢而逐渐地”被吸收。但是，这种经验与一种广泛的印象是不一致的，这种印象是这些国家之所以贫穷主要是由于其资本太少，所以增加资本是它们更迅速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真正关键。要协调这两种看法，这里也只有将片面的资本概念转变为全面的资本概念。穷国从国外得到的新资本一般都用于形成设备和建筑物，而没有用于对人追加投资。因此，人的能力与物质资本不相称，这种能力就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限制性因素。所以毫不奇怪，由于仅仅增加某些物质资源，吸收资本的速度必然是低的。

教育的价值何在

因为教育是人力资本中最大而且最容易理解的组成部分，所以教育是向人投资的合适代表。教育在农业中什么时候变得重要了呢？首先是一国生产者，而后是其他国家生产者采用新的生产投入品而引起的每英亩产量的增加有力地表明，在甘蔗生产的情况下，广泛采用这种投入品并不取决于农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在种植稻米或玉米的情况下，教育的差别可能是主要的解释性因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年份中，主要产甘蔗国之间产量的差别是很大的。以后产量的这种差别变得小多了。除少数例外，甘蔗生产的组织都是以压榨和加工甘蔗的工场为基础的。无论这种工场是种植园组织的一部分还是种甘蔗农民的合作事业的一部分，该时期种植和收割甘蔗的工人或农民大多是文盲。相比之下，稻米（或玉米）的产量在近几十年间变得差别日益增大。稻米产量的差别与种稻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是紧密相关的。在那些教育水平高的国家，稻米产量也高。投入品的新组合是某些国家特别是日本稻米产量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但那些种植稻米的农民基本是文盲的国家一直没有采用这种新组合。

采用并有效地播种和收割甘蔗看来并不取决于那些在地里干活的人的教育水平。在锄棉中与教育相关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是，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去种稻、种玉米或从事乳制品业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对比就意味着根据技能和知识对农民作出简单化的区分。在一种情况下教育看来并不重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很重要。

不依靠追加教育投资的增长。在许多其他历史环境下，农民所受教育的差别在农业增长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我们已考察过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包括由开辟新农田所引起的增长，主要由公共机构提供水利灌溉所引起的增长，以及通过从其他部门引进熟练技工、从农村招募工人加以特殊培训使之会操纵与维修机械而实现的田间作业机械化所引起的增长；此外，还包括小的调整便能采取并有效使用有利的新农业要素而引起的那些增长。以前提到的杂交玉米便是这方面恰当的例子。但是，要达到最好的产量，仍要求进行新的实践。在印度的旁遮普邦，在按当地的实践种植时，杂交玉米与当地玉米之间每英亩纯收益的差别是杂交玉米仅比当地玉米高出10%。[7] 但是，当引进了间种技术并且施用了肥料时，其每英亩的纯收益差别则增长到45%。

还有另外一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下无论教育水平如何，农业也会增长。当农产品的新市场使扩大生产有利可图时，这种情况就是真实的。上面所提到的最近这种发展是美国实行棉花支持价格的结果，这种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把大部分世界市场（以及稳定的棉花价格）给予了棉花出口国家。当墨西哥政府在非常适于种植棉花的地区修建了许多水库和灌溉设施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认为给穷国的农产品开辟许多新的国外市场总是前景乐观，则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更多的还要依靠对改善国内交通运输和提供更好的销售设施进行投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会降低那种把贫穷农业社会中仍然孤立的农民同其所出售的那部分产品的消费者分割开来的成本。

依靠追加教育投资的增长。一般说来，在技术上优越的生产要素是农业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的地方，就要考虑教育的重要性。这种说法还意味着，这种增长源泉不再限于采用唯一的一种新要素，而是要求成功地采用多种这类农业要素的混合，[8] 而且，进一步来说，采用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

在丹麦，没有向农民教育的大量投资就不会在1870年到1900年之间实现对农业的改造。[9] 丹麦农业的现代化典型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新农业技能和关于农业的新知识可以成为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大约同一时期，在荷兰的部分地区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农业发展，虽然这种发展并没有引起经济史学者的注意。50年代期间，以色列[10] 农业部门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乳制品业和家禽业的迅速增长，要求高度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事这种农业的人有非常高的教育水平使得迅速地获得这些技能和技术成为可能。我们能从这种特殊经验中得出的推论是：具有高度教育水平的城市人在农业现代化中比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要有利。

要了解在亚洲条件下农民所受的教育对农业增长的有利影响，日本的成功是最好的说明。尽管在日本适于耕作的土地面积小带来了某些限制，但农业生产的增长，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在使用新知识和现代物质投入品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技能不仅实现了一年两熟，而且有些地区实现了一年三熟，同时，每季收成和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所生产的产量都增加了。依靠两种公共投资使得作为日本农业特征的现代复杂的生产活动方式成为可能，这种投资是：1）向发现和开发特别适于日本的生物和其他条件的农业要素的研究工作的投资；以及2）向教育的投资，这种教育不仅是针对向农民传授知识的作物专家，而且是针对农民本身，尤其是要提高农民成功地使用包括复杂而困难的耕作实践在内的新投入品的能力。

同欧洲的丹麦一样，日本在亚洲表明了一个国家依靠把现代技能和知识运用于农业生产能取得什么成就。正如安东尼·M.唐指出的，日本开始对乡村教育投资是在“尽管政府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但传统农业还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支出是正确的时候”。[11] 他的研究表明了，日本在1880年到1938年间对“乡村教育和农业的研究、开发、推广所进行的投资”每年所产生的收益率是35%。[12]

引进技术的经济学[13]

主要因为许多公共计划都想通过技术援助和相关的经济援助形式把认为有用的技能和知识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于是就产生了以下问题：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穷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措施呢？

一个低收入国家既可以引进，也可以在国内生产某种技能和知识。引进又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吸引外国人来传授其技能；另一条途径是一些人出国掌握了这种技能和知识后再回来。为了引进技术，一个国家的企业、个人和政府可以雇用外国的农学家、遗传学家、土壤学家、经济学家和有其他所需要的技能的外国人。也可以邀请某些外国人，主要是有名望的人，来进行两周或几个月的巡回访问（也有一种干重活的人来服务一两年）。

引进技能和知识的第二条途径是选派一批人出国去掌握某种能力。这些人可以作为一个特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到国外各地旅行，并通过准备不够充分、过分劳累的译员学习了一些不知什么东西。某些出国的人可以短时间住下来到现场实习，或者进学校或研究机关学习。

低收入国家的这些技能和知识的另一个来源是在国内生产它们。在这一方面现在的做法存在着严重缺点。某些低收入国家过分强调引进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忽视生产这些技能和知识；应急计划多，而从事长远事业少；过分重视大学教育而较少发展小学和中学；向外国学生所提供的培训和教育是适应学生在其中学习的所在国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从而离低收入国家经济对这种能力的需要太远了；最后，把教育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

引进或国内生产。各低收入国家与这一问题相关的环境很不一样。同来自外贸的收益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表现在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上的相对赋予和能力。一般说来，采用哪种方法并不是一定的，因为无论引进的还是国内生产的技能都有其优越性，各自都能服务于不同的技术要求。毫无疑问，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从其所获得的在职培训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同时，有许多更高的技能可以由墨西哥人在墨西哥技术学校很快学到，这比出国学习要便宜得多。

美国的农学院在出口与农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方面大概能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1959—1960年间在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的近5万名外国学生中，仅有1，600人左右在学农业。[14] 相对于总注册人数而言，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并不多（与6个欧洲国家在总注册学生数中外国学生占4%—30%相比，美国的外国学生仅占总注册学生数的1.5%）。[15] 更加严重的是低收入国家比较忽视发展完成这一任务的机构。与某些基金会不同，直至前不久，政府机构在协助低收入国家发展有效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方面，既无权又无能。

应急或长期计划。政府计划比基金会主办的计划做的事要少得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经办的主要是应急计划。固然总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需要，要求有一种迅速的短期计划，但低收入国家要求的那些基本技能和知识最好由可靠的长期教育和研究计划来提供。少量短期培训出来的能修理卡车或检修各种机械的技工、少量会驾驶拖拉机、记账或管理榨油过程的人满足不了这些基本要求。应该提到的是，波多黎各在为自己发展许多低收入国家所要求的各种学校方面做得很好。在这方面，有哪个低收入国家的政府技术援助能与波多黎各相比呢？的确很少。

各级教育的分配。无论是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还是许多低收入国家的领导者都有一种顽固的偏见，即反对扩大并改善中小学教育的计划。大多数技术援助计划都集中在公共卫生、农业、工程、工业生产力、公共和企业管理以及某些商业学校与在职培训上。给学生助学金使其能到国外学习的也多属于这些专门领域。忽视中小学教育是非常目光短浅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应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真正能盈利的也许正是这些总被忽视的领域。

错定了教育外国学生的方针。[16] 对这方面的错误谈得很多，但纠正这种错误所作的努力远远没有达到目的。例如，当低收入国家的学生来到美国学习时，他们往往获得适用于美国经济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得到适用于自己回国后所面临的环境的技能和知识。农学院的教育与任何一个专门领域一样有力地支持这种主张。大部分农业教育是对一般原理讲得少，而对学校所在的州或地区的农业特征讲得详细。在国外传教的机构了解许多学院教育的这种缺点，要求由它们资助的学生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结果更糟，因为转来转去什么也学不会。学院可能而且应该改进其教育，因为在这样做时，它对美国学生也会有更大的价值。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尽可能快让低收入国家学生在本国受到这种教育。

向物的投资与向人的投资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逻辑基础是资源最优配置的概念，这种概念不仅适用于各种资本品的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适用于资本品与人的能力之间的投资。从形式上讲，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投资标准，以便向人和物的投资既不会过分，也不会不足。但是，有许多重要的偏重，就很难达到最优化。

向人力资本投资

尽管存在着某些农业技术，引进它会比在低收入国家生产更为廉价，但国内生产的技术总是现代农业生产所需要获得的各种能力的主要源泉。为了获得这些能力，就必须向农民投资。

但是，这些投资遇到了重重障碍，因此，毫不奇怪，投资的量总小于最优投资量。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新技术，对于以现代生产要素为基础的耕作是一种高度熟练的职业，仍然缺乏认识。从许多穷国认为体力劳动，其中包括农业劳动，是低贱的这一意义上说，某些障碍基本是文化方面的。于是，认为任何一个愿意从事体力劳动并有健康体魄的人都能从事耕作的观点，很容易被接受。所需要的哪一种农业技能的供给都被认为是充分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就认为，对农民的教育作用甚小，充其量只是有助于改善关于文化程度的国民统计，也许会增加农民的消费，而一个穷国是承担不起这种消费的。教育和其他向农民的投资一般包括政府和私人支出，而这方面的政府支出往往被其他与此相矛盾的公益事项所挤掉，这也是确实的。

政治障碍。有两个主要政治因素是所观察到的向农民投资不足的原因，而其中一个因素造成了向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的严重负投资。这些政治因素是：1）在大地主政治上拥有强大权力的地方，他们将维持现状以顽固地保障既得利益；2）在把对工业的投资作为穷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的地方，农业技能和知识被忽略了；3）在意识形态上要求消灭土地和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地方，农民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工人，他们的经营技能也就失去了。

大地主的政治影响在全世界显然正在缩小。其原因部分是政治的，而部分是经济的。民主的发展倾向于个人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且倾向于政治上有利于小农。在经济方面，有两种基本发展。无论所有制的形式如何，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缩小减少了农民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非常大的农场和不在所有制是生产畜产品方面一种效率较低的安排，而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畜产品成为农业中很大而且正在日益扩大的部分。

但与此同时，某些穷国仍由政治上有影响的地主掌权。可以预见，这个集团必定反对和拖延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的政府支出。在他们看来，这种教育不仅无用，而且还有害。它可能成为削弱他们政治地位的一种干扰。谁知道由于卑贱的学校教员的日常工作在政治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再来考虑一个广为流行的成见，即把经济增长完全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在政府通过计划和发展计划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许多穷国里，这些看法形成了经济政策。典型的情况是我们所看到的下列顺序。开始是对工业工厂和设备投资。但是很快就清楚了，现代工业要求具有现代技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于是便纠正对这种技术投资的忽视倾向。与此同时存在着一种轻率的推断，即认为农业生产将通过提供部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通过向扩大中的工业提供部分工人，特别是认为可以不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生产足够的追加食物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来支持工业化过程。但是，后来痛苦地发现，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必需的。同样的循环又重复了，即要制定出提供农业机械、灌溉设施和更多肥料的计划。然而，没有制定出向农民投资的计划，因此农民没有获得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

在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专横地宣称国家是地主、而农民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工人的国家，可以看到下列顺序。一旦这种国家完全获得了政权，它就开始基本上消灭对农田、农业机械和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在实现这一目标中，不仅是不在的私人地主和雇用一些劳动力的居住农民，就连那些使用自己及其家庭成员劳动的、居住的、独立的农民（有时也说是农民或耕种者）也失去了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采取这个步骤时，主要是由于打掉了运用技能的经济刺激，许多农业技能丧失了。在极端的情况下，确实杀掉了大量农民，其中许多人是最熟练的农业劳动者。这样，在农业技术中就出现了严重的负投资。还没有证明，在这种状况和缺乏经济刺激的条件下，国家作为地主发挥作用能够采取并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在前一章我们已考察了这种失败的经济基础。

给向农民的投资所设置的这三种政治障碍的确是严重的。虽然一般说来大地主的政治影响正在减少，但在某些穷国里，这种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认为在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中只有工业投资最重要的顽固观点，正逐渐被关于增长源泉的更加全面的观点所修改和代替。在国家不仅是地主而且还掌握了所有其他（物质）农业生产要素的地方，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可以很快获得现代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

向农民投资的类别。虽然为了便于解释，我集中谈了学校教育的投资，但也还有一些活动具有人力投资的特性。在这方面以下的分类是有用的。[17] 1）对于正在从事耕作而不能上正规学校的成年人来说，农闲期间的短期训练班、传授新耕作法和家庭技术的示范，以及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会议，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某些（新）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从事这些活动是有利可图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种成人教育中，农民学校、社区计划和特别的农业推广站可能是成功的。在农民有文化的地方，出版物和报纸一般就成为对农民进行继续教育的主要工具。无线电广播已为许多贫苦农民服务，但是，除了少数高收入国家，电视仍然是昂贵的。2）在职培训[18] 和学徒制在工业中是非常有用的，但并不适用于穷国的农业。3）在向农民的投资中，正式建立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是基本的。基本成本比一般所认识到的高，因为一般没有看到学生在上学时所放弃的收入。教育的收益不能马上或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要在许多年里才能偿还教育的费用。这是一种扩展到更遥远的未来的长期投资。因此，农民预期寿命是决定这类投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变量。下面还要进一步考察教育的成本和收益。4）保健设施和服务，[19] 广义地来讲包括所有影响农民的寿命、力量和精力、活力的支出都应属于主要投资的类别。正如刚才论述教育时指出的，其他条件相等时，收益率取决于预期的寿命。能使人的生产性生命增加五年、十年或更多年的保健水平的提高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他任何一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5）使一个人从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转到（迁移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成本可以作为对作出这种转移的人的一种投资。[20] 由于这种原因而促成的农业内部的移动有时是重要的。美国开发的早期某些农民曾离开新英格兰各州到西部去。许多农民从巴西东北部迁移到南部。最近前苏联对“新土地”地区的开发是另一个例子。但是，一般说来，与农业相关的移民的成本和收益在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正在减少的高收入国家最为重要。

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的成本，教育的收益，以及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日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因为作者在《教育的经济价值》[21] 中所作的考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这一部分将限于论述与农民教育相关的特殊问题。

初等教育是最有利的。当孩子们仍然非常小不能做什么有用的农活时，初等教育每年只需要最低的教育成本。因此，只有直接成本，即支付给教员的工资、经费的利息、校舍的折旧和维修以及买书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开支。对六岁到十岁的孩子来说，上学很少会失去收入。而掌握一些有用的文化也就需要五年左右。从文化中得到的好处是很多的，而且其中某些好处还会扩散。换言之，这些好处部分由学生及其家庭占有，而部分由其他人占有。在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的生产率中，文化有重要的价值。

以前所进行的讨论清楚地说明，在可以利用出版物时，生产并向农民分发有关新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信息的成本会大大下降。当农民有文化时，农业杂志和报纸一般就成为重要的信息工具。农业推广站也可以利用公报、小册子和印刷物等教育品，这些东西在许多方面比完全以口述来与农民聚会要便宜得多。

一方面，从文化中得到的好处是很多的，另一方面，前五年的教育中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其中之一，即伯顿·A.魏斯布罗德（Burton A.Weisbrod）所强调的，是一个受过五年教育的孩子才会有选择继续受教育的自由。[22] 在向教育追加的投资具有较高的收益率的意义上说，更多的教育的价值是大的。比如说，没有受完小学教育的学生就没有资格进入中学，因而他就不能得到与中学教育相关的收益。当某些农民，一般来说是青年人，离开农业去从事非农业工作时，还能从学到的有用知识中得到其他好处。这里好处还有两种，即由于青年农民有更好的条件并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归他本人的好处，以及由其他人占有的好处。正如魏斯布罗德所说明的，在生产中雇主和其他与青年农民一同工作的工人成为“与受益者相关的就业者”，而在满足消费者偏好中，他的邻居成为“与受益者相关的居住者”。[23]

在一个通过工农业现代化而实现了增长的经济中，具有实际文化的经济价值是高的，但文化绝不是一切。初等教育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它还取决于所教的内容。在许多贫穷社会里所教的内容远远不能适应于一个想通过使经济现代化来增加实际收入的社会。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文化障碍。流行的文化价值观一般不仅排斥现代文化中的科学和技术部分，而且贬低教育学生的内容中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农民要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他们就应该比许多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工人获得更多的从科学中得出的技能和知识。在学校管理如此分散，以至于有当地社会插手决定课程的地方，农民孩子的双亲对所教的内容有职业性影响。这种分散管理方法有许多优点，但一个缺点就是过分强调了直接有用的或狭窄的职业内容。这些当时所学的多数内容，随着该社会的农业采取并使用更现代化的农业要素，将变得完全过时。

向农民孩子投资的收益率如何呢？除了始终完全依靠传统农业要素的社会，以及拒绝利用经济刺激和机会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社会，初等教育的收益大概是很高的。除了某些例外，尽管教育的内容有缺点而且人民的寿命较短，收益率仍然是高的。而且，当穷国实际上开始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时，农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低下很快就成为农业增长率的限制性因素。[24]

现在所得到的这类材料都支持初等教育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投资这一暂时的判断。即使所考虑的只是归于获得教育的那些人的好处，看来收益率也大大超过了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卡尔·S.肖普（Carl S.Shoup）及其助手估计，根据无文化的农业工人与受过六年教育的农业工人的收入差别来看，委内瑞拉初等教育（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增加的收益是每年130%。[25] 一般来说，对教育收益率的估算是初等教育大大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虽然后两类教育的收益率也超过了一般投资的收益率。[26] 在美国国内，南部的收益率，特别是南部初等教育的收益率大于北部。在南部对改善和增加初等教育量追加10%的投资大概可产生30%的收益率。[27] 格里利切斯和迈克·吉赛尔（Micha Gisser）的研究说明，农民所受的教育是解释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按成本和收益来看，这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投资。[28]

总而言之，一个受传统农业束缚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也不能生产出许多食物。节约和勤劳工作并不足以克服这种类型农业的落后性。为了生产丰富的农产品，要求农民获得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技能和知识。即使农民得到了知识，如果是命令农民去增加生产也必然要失败。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对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1] 这里部分根据作者的《关于向人投资的说明》，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2] 阿卡迪欧斯·卡亨（Arcadius Kahan）：《苏联职业培训的经济学》，载《比较教育评论》，第4卷，第2期（1960年），第75—83页。

[3] 作者试图检验这个假说：内战前的美国，在那些农业要求某些技能和允许奴隶从事非农业技术工作的地方，奴隶主培训过奴隶。很难找到一些基本事实。但是，也找到一点支持这一假说的资料。例如，在某些大河流的三角洲（例如，沿着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需要的奴隶是完全从事无技术的体力劳动的强壮男性青年。在南部一些开发早的地区，农业已发展为较复杂的作物种植方式而且有了一些畜牧业，在这里还允许奴隶成为泥瓦匠、木匠、简单的铁匠以及准备并加工肉食的屠夫。在这个地区就培训过奴隶来从事这些工作。此外，具有这些技能的奴隶还被其主人租给那些想要劳动力来干这类工作的人。在新奥尔良州，出现了一些让奴隶识字的教育，而且有少数奴隶还非常成功地做了家庭教师。但在讲英语的其他城市，州的法律禁止对奴隶进行这种教育。这项禁令的一个原因大概是认为识字会增加奴隶逃往北方的机会。在讲法语的地方，这种恐惧似乎不十分明显。

[4] 西奥多·W.舒尔茨和C.B.里奇（C.B.Richey）：《美国的稻米种植》（衣阿华州立学院，1933年4月，油印本）。

[5] 这一节部分根据了作者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所作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在《对外贸易与人力资本》一书中，保罗·D.佐克（Paul D.Zook）编（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15页。

[6] 作者在《向人的资本投资》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载《美国经济评论》，第51期（1961年3月），第6—7页。

[7] 拉塞尔·O.奥尔森（Russell O.Olson）：《旁遮普杂交玉米生产的经济学》，美国技术公司赴印度代表团，俄亥俄州立大学分队（1958年12月，油印本）。

[8] 查尔斯·E.凯洛格（Charles E.Kellogg）：《粮食生产基本技术的改造》，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第331期（1960年9月），第32—38页。

[9] A.J.扬逊（A.J.Youngson）：《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

[10] A.L.盖索：《以色列资本存量的使用和产量》，第一号特种研究（耶路撒冷，以色列银行，1961年）。

[11] 安东尼·M.唐：《讨论：美国帮助亚洲低收入国家提高人民经济能力的努力》，载《农业经济学杂志》（论文专号），第43卷，第5期（1961年12月），第1079页。

[12] 安东尼·M.唐：《1880—1938年日本农业发展中的研究与教育》，载《经济研究季刊》（第1部分：1963年2月；第2部分：1963年5月）。

[13] 与这一节相关的有作者的一篇文章：《美国帮助亚洲低收入国家提高人民经济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43卷，第5期（1961年12月），第1068—1077页。

[14] 肯尼思·霍兰（Kenneth Holland）：《他是谁？》，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第335期（1961年5月），第10—11页，表1与表2。

[15] 威廉·J.普拉特（William J.Platt）：《论教育的战略》（斯坦福研究所，加利福尼亚，1961年），表1。当然，在某些美国高等学院，外国学生的比例也与欧洲一样大，这是正确的。

[16] 在这方面曾对政府赠予地制度的农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性评论，参看阿瑟·T.莫舍：《讨论：美国政府赠予地大学的国际机会》，载《农业经济学杂志》（论文集），第43卷，第5期（1961年12月），第1064—1067页。

[17] 这种分类是本书作者在《向人力资本投资》一文中提出来的分类的扩大，载《美国经济评论》，第51期（1961年3月）。

[18] 雅各布·明歇尔（Jacob Mincer）：《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19] 塞尔玛·J.莫斯肯（Selma J.Mushkin）：《作为一种投资的保健》，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20] 拉里·A.斯加思塔（Larry A.Sjaastad）：《人力迁移的成本与收益》，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21] 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

[22] 伯顿·A.魏斯布罗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23] 伯顿·A.魏斯布罗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载《政治经济学杂志》，增刊第70期（1962年10月）。

[24] S.霍瓦特（S.Horvat）：《最优投资率》，载《经济学杂志》，第68期（1958年12月），第747—767页。在他的公式中，“教育和知识”这一变量成为穷国增长率的一个限制性因素。

[25] 卡尔·S.肖普编：《委内瑞拉的财政体制》（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59年），第15章。10%的收益率用于进入这种初等教育的六年中的累积性的成本。

[26] 西奥多·W.舒尔茨：《经济的经济价值》，第3部分。

[27] 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与经济目标》，载《经济研究所》（佐治亚大学，波士顿，佐治亚州），第22期（1962年6月）；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农业政策研究所出版。参看伯顿·A.魏斯布罗德的一篇文章中对南方作的类似估算。这篇文章还提交给了阿色维尔大会，并收入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的出版物中。

[28] 这些研究是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迈克·吉赛尔的研究包括在其博士论文中。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