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的梦幻与现实：唐诗中的制度经济学探析

《盛唐气象梦醒之后：唐诗中的制度经济学》是一本探讨盛唐时期制度经济学的著作。该书从盛唐时期的诗歌中挖掘经济制度的痕迹，探讨了唐诗所反映的经济政策、社会制度和商业活动。通过分析唐诗中描绘的官职制度、税收政策、农业生产与贸易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展现了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同时，书中还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解读，呈现了一个全面的盛唐时代经济画卷。这本书不仅为历史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对盛唐时期经济制度的新视角，也为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经济发展的窗口。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读过唐诗三百首的朋友可能对这首诗不会陌生。那么在读这些唐诗时，你可有感受过诗里透露出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人们的生活状况？

今天的夜读荐书，我们介绍的是王毅的《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作者在其“写作缘起”的部分特意选择世人比较熟悉的许多唐诗名篇来做例证，帮助从唐诗里了解当时的经济制度。

《法律制度与历史三峡》

王毅/著

法律出版社

“权力经济”体制的辉煌顶点

唐诗名篇大量记述了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尤其是最为人称道的“盛唐气象”。我们且从很小又很具体的角度进入问题，比如盛唐诗歌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对于宴饮场面的描写。王维一组七言绝句《少年行四首》是这样写的：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

这是盛唐七绝的名篇，诗中描写了当时上层阶级的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内容——他们到边庭建功立业、为大唐王朝开拓疆土，其武艺如何高强，以及这种人生价值的选择给自己带来何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奢华生活。总之，这些都是张扬“盛唐气象”的典型诗作。

从诗中第一句描写深入进去，可以看到更多内容：“新丰美酒斗十千”写的是当时首都（“新丰”在临潼县西北，诗中代指长安）贵族青年的消费生活，他们享用的美酒等都非常高档、售价奇贵（李白名篇《行路难》开篇第一句也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而这些豪门少年从不吝惜，一概都是千金轻掷、豪奢无比。

诗中所描写的风尚，在盛唐的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生活中非常普遍。当时的城市经济极其发达，奢侈品消费空前旺盛，由此而来的国际贸易和服务业等等都异常繁荣。

奢华生活的描写其实是当时流行的题材，比如李白的同题名作：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

诗中的“五陵”是指长安附近的五座西汉皇陵，借指长安；李白更以“金市”来形容当时都市经济生活的极其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西域妙龄女子招徕客人的酒店（“胡姬酒肆”）成了门前车水马龙的销金窟。李白等盛唐诗人还屡屡描写当时长安等大都市中的“胡姬酒肆”，其间的歌舞宴饮场面是如何奢华热烈、动人心魄，比如李白《前有樽酒行》之二：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

这些诗歌都非常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了盛唐都市生活的热烈气氛和竞相奢华的追求，以及当时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音乐文化等等是如何高度发达。

如果结合实物，则可以对此有更真切了解。李白屡屡提到“金樽”（前文所说“金樽清酒斗十千”，《将进酒》中的句子更有名：“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再如他的《把酒问月》：“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可见当时上层社会在坐拥最奢华物质生活的同时，又享用着非常丰富的异域音乐文化——不仅域外音乐被宫廷乐府大量移植（唐代最为著名的法曲《霓裳羽衣曲》是玄宗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杨敬忠所献，初名《婆罗门曲》，李隆基在其基础上亲自改编），而且西域的众多艺术家更齐聚在为唐代统治阶层服务献艺的殿堂里。

知道了这些背景，我们对于为什么盛唐诗歌中居然有那么多“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等等场面的描写，当然也就能明白许多。

体制的惊人辉煌及其制度成本

但是，上面这个例子与权力金字塔更顶端的辉煌与奢靡相比，就简陋寒蹇得简直不值得一提。请来看下面这件文物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今天，参观者在博物馆中初见这件鎏金银壶时，往往不明白“舞马衔杯”是怎么一回事，多半会以为它没有什么惹眼的地方。其实完全不是，“舞马衔杯”是当时唐玄宗李隆基生辰这重要节庆时表演的一套极其浩大壮观的贺寿仪式：

开元二年，上（唐玄宗李隆基）于梨园自教法曲......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转如飞。（《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四《明皇杂录》）

可以想像一下这件“舞马衔杯壶”画面所记录的是怎样一个阵势：数百匹舞马披着绣花的锦缎，脖颈和身上挂着清脆作响的金鈴，鬃毛间装饰着珠玉相间的佩饰，它们一会儿在平地上按照音乐的节奏而列队舞蹈，一会儿又有其中几匹像杂技演员那样载着骑手灵巧地跃上高台，在很小的空间内旋转如飞；而整个节目表演到最后，就是舞马衔着金杯走到唐玄宗面前向他敬酒祝寿。

来看盛唐诗歌是如何描述这浩大热烈的场面：

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之二》，《全唐诗》卷二十八）

这诗中描写的，就是几百匹西域供奉的舞马（诗中用“千蹄”来形容），它们如何按照统一的音乐节奏而前行、止步、屈膝跪拜、顿身踏步、纵身腾跃、衔杯祝寿、直到最后在无限欢乐的乐曲中饮酒沉醉等等一连串的情景。

在千百年之后，我们仍可以体会到：这肯定是一个无比壮丽奢华的工程，它需要惊人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堆积，才能成就出、支撑起这样的场景。

如今的“盛装舞步”，其马匹和人员服装佩饰的华贵绚丽程度根本不能与盛唐舞马及其骑手相比。即使如此，奥运马术参赛马匹的价值，仍高达每匹500万至1000万元人民币。

当时最高权力阶层的一切享用其场面之恢宏浩大、规格之登峰造极，足以让人们心惊目眩，甚至都不能想象。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中国服饰史研究和工艺美术史研究中屡屡提及《唐语林》中记载：杨贵妃所用的服饰不仅大多是用“捻金绣”（丝线外包裹纯金箔作为织锦原料）、“泥金绣”等等金碧辉煌的工艺，而且仅为她一人服务的织工就有700多人！

盛唐诗歌对农村景象的描写，似乎也同样非常和谐。例如，王维名篇《渭川田家》写长安附近的乡村景象：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在众多的此类盛唐田园诗中，农村景象都非常恬静秀美，农家生活也十分“闲逸”和安适祥和。

如果根据所有这些描写，此时的中国从都市到乡村，真是一个让后世永远钦羡的“和谐社会”！它们都体现着当时经济和文化无比繁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空前频繁热烈、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在世界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吸引力空前彰显。

总之，在了解了这许多盛唐时代的诗歌及相关文物、相关情景之后，我们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似乎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当时的社会实在是太富足了、太珠光宝气、热烈辉煌了；当时中国的无比强盛恢宏、它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和奢侈品消费中心的国际地位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太值得骄傲了，所以“盛唐气象”应该是我们国人永远憧憬、留恋、歌颂和梦想回归的方向！

请读者回想，以往对盛唐文化、盛唐文学的介绍，是不是清一色都照这个思路告知我们的？

“被幸福”遮天蔽日之下

现在，终于可以提出本文的关键疑问：情况果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或者不完全是这样的话，背后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又为什么说这些道理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否仍在唐代诗歌中有着经典性表述？

仍然从饮酒场面和酒具谈起。因为不管盛唐的“和谐社会”和百姓的“被幸福”打造得如何彻底、如何辉煌，我们终于在它光鲜的缝隙里听到了一点儿不一样的声音，尽管这声音几乎完全被湮灭在当时主流舆论高亢欢歌的海洋里，但今天看来它却足以权重前面所说的一切。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来读一下杜甫《少年行》三首之一：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全唐诗》卷二十四）

长久以来众多诗人袭用的“少年行”旧题到杜甫手里有了新内容，他写出主流话语群从不关注的城乡间巨大的贫富反差，其具体场景是：城里的豪侠少年偶然造访城外的农家，主人罄其所有款待来客，仍自愧于自己贫寒的家中没有任何一件稍好的器皿，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祖孙三代人一直在使用“老瓦盆”来盛酒待客，并恳请来宾不要因此嘲笑农家的贫寒。

于是，我们马上就可以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恰恰在盛唐国力鼎盛之极、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之兴盛如火烹油、统治集团的生活无比铺张奢华的时候，为什么“田家”的祖孙三代人始终连一个新瓦盆也买不起，因此在偶尔造访的客人面前表现出非常的尴尬难堪？

如果我们将“田家”的这种生活境遇，与前面介绍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等等情况相比、与唐玄宗生日庆典上“银子花得赛过淌海水儿”相比，与当时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空前发达相比，是不是太让人震惊了？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思考和追问少而又少，于是，在当时的所有时代话题记录中，几乎只留下了杜甫这几句弱弱的声音？

制度伦理学和制度经济学万花筒

上面的诘问之后，读者若是略有在中国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中的生活经验，就都不难感到“田家几代人始终无力购买一只新瓦盆”现象背后，必然隐含着一连串意义最为重大的社会症结；而且这些症结在“秦制”以后千百年间“权力经济”格局之下又必然始终延续、一以贯之。

仍然以上节介绍的当时上层豪门及其依附食利阶层的骄矜心理为例，这种趾高气扬又是以什么最为典型呢？我们来读李白诗中的描写：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

诗中写深得恩宠的“中贵”如何甲第连云、金玉满堂，他们出行时的阵势和气焰直冲天上的彩虹与云霞，让行路者人人胆战心惊。今天的读者一望可知，这情景活脱就是“我爸爸是李刚”的唐诗版！

而在当时的道路上，还有什么同样刺目的现象能够与此恰成对照？我们说当然会有，如同杜甫名篇《兵车行》中所描写，天宝年间统治者集团残酷赋役制度压迫下的小民，他们像鸡犬一样被成群地驱赶上路而去卖命（“被驱不异犬与鸡”）；并且更关键的是：这些“被幸福”的百姓们对于自己如此命运，不能也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儿异议的声音，杜甫的描写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当时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极度繁荣是以什么为支柱呢？原来其关键就是官商一体而互为援手，那些能够从“权力经济”体制中分肥的中外商人们不仅极其富有，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官场。

唐诗对这套经济法则的描写则更为生动真切，例如，盛唐大诗人高适的《行路难》：

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如，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此诗写某个原本贫贱如洗者当初如何被世人耻于为伍，可他一旦钻营通了权贵豪门，马上就暴发致富，以至于不仅享尽荣华奢靡，而且事事皆能出人头地，成为了社会成功的楷模和无往而不利的人物（“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与之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自恃饱学而不肯巴结权门的读书人，以其终身的贫寒潦倒成了举世的笑柄。

可见在“多财为势倾”的制度环境中，商人们一旦用行贿逢迎的手段打通了“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等等上上下下的各路权门，则日后一切的或买或卖都能暴得大利，就似巨鲸破海、无往而不胜，诗人对此种局面的形容是：“一身仰市利，突若截海鲸！”——唐代诗人对中国制度经济基本特点的此类描写，其扼要精准在千年之后愈加令人深深感叹。

为什么权力者的辉煌梦境总会在瞬间破灭

直到16世纪来华的利玛窦，仍然吃惊于中国的权力财富规模之巨大，为当时欧洲社会中的人们根本无力想像。以本文重点介绍的盛唐时期为例，史籍记述当时的情况是：

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卷二百七《宦者列传·上》）

这里所列举的诸多现象值得今人一一留意，它们包括：

权力阶层的人员数量迅速膨胀；

附属于权力体制的“权力消费”规模和等级急遽扩张、蹿升；

行贿受贿蔚然成风、数额巨大，奔走此业者日夜穿梭于道路；

衙门采购哪怕一件极细小物品都要有高达几千缗的账面支出，以使官员们能够非常方便地中饱私囊；

官员的选拔升迁之类官场吏治完全被贪腐规则所支配；

上等的房舍、园林、田亩等优质高价值社会财富迅速向最高权力者的亲信阶层富集；

由于制度的特点，于是京畿等中心城市成为最为发达热闹的“权力经济”核心；

权门对无尽财富的挥霍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时尚等等。

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这个制度环境强迫国人必须永远面对的场景，它们为历代国人最为熟悉。而在如此局面之下，越是外表看来“（朝廷）财用富足”、甚至任意满地抛撒黄金，则广大国民的生活就越是艰难，于是，杜甫诗中所记述的“农民子孙三代始终买不起一只新瓦盆”之类经济现象，才成为势所必然。

可惜的是，尽管上述道理在我们看来是必然中的必然，对于历代的权力者来讲却全完相反，他们因为被“秦制”以后其威势横绝四海的无限权柄、“权力经济”通过强度极高制度路径所富集到的惊人财富、“权力形象工程”的极其辉煌壮丽等等完全遮蔽了视线，根本感觉不到制度危机的所在，更感觉不到它急速累积和随处蔓衍的过程。前述天宝前期表现人们幸福感和骄矜感的艺术作品空前流行、处处可见就是显例。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个典型现象：人们总是误以为导致亡国破家、天崩地解的巨大灾难，它是在一瞬间突然到来的；而这个灾难为什么竟然如此突如其来，又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在众多唐诗名篇中都可以读到，人们永远在以无限伤感惋惜的语调而叹息“盛唐气象”如何在转瞬之间就成为了泡影。

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还是白居易《长恨歌》的无限悲惋：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其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联，真是把权力者在看似突如其来灾难（其实它的因果逻辑早已铁铸一般预设）面前的惊诧莫名、手足无措，刻画得入骨入髓。

进一步说，正因为唐代人们必须天天面对、体会本朝眼前的这个天大逆转，所以，唐诗中那么多对历代悲剧的吟咏，其实更深包含的都是自悲自叹：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台城》，《刘宾客文集》卷二十四；“结绮”“临春”是南朝陈后主宫苑中以极尽奢华而著名的两处台阁）

“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的虚无悲情一直贯通到《红楼梦·好了歌》，而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千百年来却又始终对于国家财富积聚和异常丰厚文明积淀怀着如此沉痛的评价，这种价值定位的生成机理当然是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辉煌梦境破灭后的惨景

从李隆基顿失权力后的悲情回到曾是那样激扬人心的“舞马”故事。昨天的人们是多么醉心于“舞马”所彰显的盛唐辉煌，可转瞬之间它也同样成为了衰飒悲凉、盛世破灭的象征。

更为惨痛的结局是：

明皇既幸蜀（指李隆基逃到四川躲避安禄山之乱），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十匹置于范阳......忽一日，军中大享士，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厮养辈谓其为妖，拥帚以击之。（《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四《明皇杂录》）

舞马越是拼命努力遵照音乐的节奏翩翩起舞，就越是被视为妖孽而惨遭毒打，直至被活活打死，这当然不仅是那些“舞马”的命运悲剧，而更主要的是此种文化（尤其是实现其辉煌的制度路径）之悲剧。

在这些代表性人物和经典故事的背后，注定是整个社会中更广泛更巨大得多的悲剧。

前文介绍的盛唐时代都市经济的极其发达、奢侈消费规模巨大、对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无比繁盛、上层社会心理沉浸在空前的矜骄自豪之中。而现在正好与此相映对是：权力的金字塔一旦垮塌，则不仅所有这些美景统统烟消云散，而且更落得满目的惨象。

那么这些惨剧在唐诗中是如何被记述和表现的？我们读一下晚唐诗人韦庄的名作《秦妇吟》：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个重要的制度现象：与“王朝盛衰轮回周期”前半段内城市发展繁荣的启动模式（统治权力及其物质欲望的膨胀使“权力经济”体系迅速繁荣）相互对应，在盛衰轮回的后半周期之中，城市的疾速衰败也恰恰是以统治权力在战乱中备受扫荡为枢纽。诗中描写整个长安之破败、昔日无比的繁荣商品经济遭到彻底毁灭，这些统统都是“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的结果。

韦庄诗中尤其精彩地说明和印证了一个必然关联。这个必然关联的第一层面是：专制权力体制之物质形态遭到极残酷扫荡（“内库烧为锦绣灰”），它与专制权力制度之生命形态遭到同样残酷的夷灭（“天街踏尽公卿骨”）是完全同步一体的；而这个必然关联的第二层面则是：上述对专制权力之生命形态与物质形态的残酷剿灭扫荡，它必须是以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等等毫无例外统统惨遭灭顶之灾作为殉葬品，才能够充分有效地实现！

唐诗名篇对造物主“绝对律令”的深刻印证

介绍至此，尽管我们已经足以深深感受到唐诗的沉郁分量，但很显然，昔日这些对权力者命运悲剧的咏叹，它们距离现代人应有的政治哲学和制度经济思维仍然有着根本的隔膜。那么只有通过什么维度，我们对唐诗的审视解读才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再具体来说，比如上文介绍的汇集众多顶级经济和文化成就的“舞马”、隋唐长安城和唐代大明宫这些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等等，它们最后却只能被最为野蛮的方式屠戮扫荡、从而彻底灰飞烟灭，这又是否说明了什么更深刻的道理？

为了探究唐诗背后这个最关键的蕴涵，再举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

“内库”是皇宫中堆积珍宝的库藏，皇帝、宦官与地方大员联手而暴掠天下的“大盈内库”制度是唐代一大弊政，也是当时贪污行贿遍地而兴的最方便门径（详见《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杨炎传》）

其实最高权力阶层打通私库与国库，以求更方便、更大规模地“肆意极欲”，这是“权力经济体制”中一直延续下来的财政制度，比如直到《红楼梦》对于当时整个权力社会的史诗性描写，其落笔处正是那位皇商薛璠，他如何“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在全国各省中广有“买卖承局”，以及他如何势力浩大、成为“金陵一霸”，乃至可以为霸买民女即喝令走卒当众打死“乡宦”之家的冯公子，并且将随后的官司视为“人命些些小事”而逍遥法外等等——由此，今人不难体会到这种财政制度的脉络。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此诗久已被视为名篇，但在我看来，以往解读者未必触及到了此诗所印证的深刻道理。而这道理就是我在《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都跳不出日益腐败的“周期率”》中说明的造物主对人类的“绝对律令”（权力和权力暴利必须有止步的刚性边界），以及这个律令的正题实现路径与反题实现路径。

律令的正题是：只有通过以“民权”为核心的法治方式才能有效规范和限制权力，保证国家制度在理性的轨道中运行；而反题正好与制度文明的这个根本方向相互映对：如果不幸而未能有孟德斯鸠所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建构，则“绝对律令”要求的刚性边界，就只能以一种代偿方式才能有效实现，即通过社会大动乱、焚掠杀戮等极尽野蛮手段，才能强行刹住越来越疯狂的权力专制与权力暴利的列车，才能迫使其规模缩减到社会能勉强承载的较低幅度、迫使其“肆意极欲”的势能在刚性边界面前止步，并由此开启下一轮“一治一乱”的王朝周期。

而盛唐诗中“舞马”故事和音乐故事的悲惨结局、作为“权力形象工程”代表而无比辉煌的大明宫被彻底焚毁，以及中国历史上秦汉以后无数次重演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式王朝落幕方式所有这些不是最生动地演绎着“绝对律令”的反题吗？不是最直接地印证着：如果社会不能进入“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轨道，如果社会财富分配不能打破“权力因通吃而暴富”的千年格局，如果人民永远都没有掌握自己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表达权、对恶税恶法异议权等作为人最基本权利的希望，那么“绝对律令”反题路径的实现，它必将带来多么惨目的社会大悲剧！

总之，不论焚书坑儒以来的“秦制”创制者与继承者，他们如何用尽各种手段禁绝人民的权利诉求，所有这些依然不能阻止“绝对律令”终会在某天的强制实现。

中国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国情和文化的“特殊”而能免于造物主“绝对律令”的裁判，相反却以最生动和最悲情的方式，无数次演绎着“绝对律令”的普世性和无比深刻性。恰因如此，那些真切记述与极具艺术感染力地描写了这个律令实现方式的唐诗名篇，它们在今天是否比以往更值得人们仔细品味呢？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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