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门关帝庙碑记：探寻泉州浓厚的关帝信仰

《从涂门关帝庙碑记看泉州浓厚的关帝信仰》是一篇探讨泉州地区关帝信仰历史和文化的文章。通过涂门关帝庙碑记的研究，作者揭示了泉州地区关帝信仰的浓厚程度以及其与地方文化的紧密联系。文章从相关碑记中挖掘了大量有关关帝庙建立、信众行为、祭祀仪式等方面的资料，揭示了关帝信仰对当地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深远影响。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泉州地区关帝信仰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以及其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民间信仰的专著《中国民间信仰》的作者乌丙安教授认为，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对赋予实有人物神性或半神性的信仰实体，大致上可以分为神人、仙人、圣人、巫师等四种，而“民间对于关公或关帝、关老爷的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典型的神人崇拜。其影响之深广甚至超过了对其它各路神灵的崇信，有清以来遍布全国各地城镇乡村的关帝庙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四章《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文物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泉州崇奉关帝（关羽）的历史甚早，但有材料可考，目前我们仅能上溯至明朝嘉靖（1522—1566年）年间。在万历（1573—16）年间，泉州曾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时人李光缙云：“今天下祠汉寿亭侯者，遍郡国而是，其在吾泉建宫，毋虑百数，独我儒林里中庙貌为胜。询之故老，不知创所由始，相沿至今。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此“儒林里中庙”即坐落在城南涂门街的关帝庙，该庙在《泉州府志》明代万历版中称“关王庙”，清代乾隆版改称“关帝庙”。因邻近古城通淮门，故名“通淮关帝庙”，民间俗称“涂门关帝庙”。

民国3年（19）增祀岳王（岳飞），故改称为“通淮关岳庙”至今，但民间信仰者大多沿称为“帝爷公（庙）”。

从广泛的意义看，民间信仰也是宗教信仰，因此，有的学者即把关帝列为道教俗神。实际上，关帝已成为儒、道、释共同尊奉的历史人物神明，这是历史上儒、道、释文化长期互相渗透、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民间信仰自发选择的无明确宗教意识的多样崇拜特征。而在这三种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尤以儒家文化对关帝信仰的渗透最为显着，这可以涂门关帝庙的有关碑记加以说明。

涂门关帝创自何时，早在明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已称无考。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关帝庙》曰：“明嘉靖间长史李一德重修”，这是关帝庙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最早重修时间，当时称关王庙，惜原重修碑记早已失传，内容不祥。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该庙的最早碑记，为明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光缙所作，但原碑刻现已不存，其碑文见载于清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和道光《晋江县志·祠庙志》等地方文献的“关帝庙”条目中。这也是清代人所能见到的关于涂门关帝庙的最早碑记，故乾隆年间官献瑶才会说：“按庙之建不知何时，所可考者，修于有明万历癸卯（1603年），为之记者李君光缙”（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一年所作的碑记中，特意点明涂门关帝庙所处的位置，以暗喻关帝明正统，仇孙、曹，乃得先师孔圣之意旨。记曰：“郡人庙侯（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于孔氏宫（按：即府学）之左。孔门之教莫大人伦，春秋之诛乱贼，诛其悖乎伦者。若不尝药、不逾境、不讨贼之类，不必身亲弑而后斧钺之/诸弟子中，所推勇惟忡子路，迂正名死结缨，夫子皆过之，而许其弑君父而不从，则能明伦理之正，而不失食禄死难之义也。侯素好《春秋》，是以明正统，仇孙、曹，使其得吾夫子为依归，当其在仲由之右与？郡人祀侯甚恪，不尽所以祀，故以此语之。”

因此，李光缙认为当时泉州人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是因为关帝生前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实践儒家伦理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典范。记曰：“今所为颂侯之烈，与侯所以系千百世人心者，得非以一念殉汉之忠乎！窃以为末尽侯也。夫帝室之有隆替，国统之有存亡，自生民有主而来，谁代无之，何但汉？其历朝死事诸臣，当改姓易命之秋，杀身翼主而极忠无二虑，何但侯？然皆一时能使人叹息咨嗟，传之久而名存耳，未有若侯灵响，今凛然如生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惟是生人五伦两仪不得以坠，二曜不得以晦，人心不得以死。侯始遇玄德，朋友也；约盟而后，兄弟也；及推为中山靖王裔，以主事之，则君臣父子也。平居无里之欢，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担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后臣之，间关周旋，各尽其道，此侯之所以独千古也。”

最后，李光缙告诫崇拜者曰：“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纵祷于侯，侯亦必不应之。”要求他们平时需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就难以达到崇拜的目的。

万历四十年（16），涂门关帝庙于庙右增塑刘先生、关寿亭侯、张西乡侯神像，又附诸葛武侯神像，一并祀之，以“表汉时共事之雅，开泉人未有之祀”。

为此，李光缙又作一记之。《碑记》开篇即言增塑诸神像之缘起：“庙左右堂，左祀寿亭侯，左祀平浪侯晏，不知所以始，久沿弗敢更。万历甲辰岁（1604年），奉佛者迁平浪侯于堂右偏，而中塑观音大士像，为善信皈依之地，识者非之。壬子（16）春，移大士像于月台之禅室，而里中孝廉乡君汾、文学杨君某某、何君启升、张君某，相议塑刘先生、关寿亭侯、张西乡侯，附诸葛武侯，祀于其中堂，位南向，而奉平浪侯于前厅，位北向。”

这段话使我们得知明万历年间发生在该庙里的儒、道、释文化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史实。碑记接下去的内容主要是阐述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念：“夫古今言义者，皆属之君臣，而于朋友则言信。然近于义而言始可复，则信亦义之符也，虽谓朋友为义交可矣。乃若兄弟未有言义者，其亲本乎父子夫妇之生，其伦秩乎胞乳先后之序，乃天之所洽，非人之设，安得言义。兄弟而以义言，则自刘先主于关、张始也。……夫自古未有非轻大利之人而能与人成大利者。寿亭、西乡以君臣之义，完手足之好；武侯释兄弟之好，完君臣之义。或先弟而后臣，或先师而后臣，则先主以义始，而三臣以义终。”

其中，李光缙还特地提及：“武侯亦自表于先主：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其见大义而忘利如此。”

最后，李光缙道出他作此碑记的目的：“嗟夫！使人而皆能见义以忘利也，使恩谊之情笃，而身家之心轻矣。以处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何所不可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以为世之臣弟友者劝焉。”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泉州崇拜关帝之风特盛，就其社会政治背景而言，与全国的大气候有关。明朝中期，内忧外患并至，北有蒙古贵族余势力的威胁，东北有满洲族的兴起，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

另外，由于政治的黑暗，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为维护封建政权的地位，嘉靖以后的统治者特别注重体现在关帝身上的儒家忠义思想，对民间关帝信仰有意识地加以扶植和引导，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

就其社会文化背景而言，则与泉州地区的小气候有关。泉州自唐代欧阳詹中进士后，向学风气大盛，南宋时一是我国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过化之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中科第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过四世进士、三世进士，以及父子进士、祖孙进士、兄弟进士等盛事。就明代而言，泉州人读书治经蔚然成风，出过70部左右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四书的专著，而明朝中期以后的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则全是泉州府人。

程朱理学在泉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明代泉州回民的汉化，也与之有密切关系，时在嘉靖、万历间，正是泉州崇拜关帝风气特盛之际。实际上，泉州士大夫在关帝信仰活动中，是十分积极和活跃的，他们或主持修庙，或撰写碑记，或塑神像奉祀。

到了清代，儒家对关帝信仰的文化渗透仍在继续，这可从撰写于清代的其它的几篇碑记得到反映。在对泉州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儒、道、释互相渗透的文化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并不只局限于关帝信仰，而且一直绵延至今不息。

作者：李天锡：《关帝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刊《泉州道教文化》总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