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联合育种的思考

按一般规律，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现阶段我国发展猪联合育种，首要问题是在种猪企业相互竞争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点，形成一种共赢的育种机制。

我国猪联合育种的由来

原农牧渔业部科技司根据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精神，于1972年指示成立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从1972年9月建立到1992年10月结束，前后经历了整20年，期间开展了大量全国性养猪育种的专题性的协作科研工作，为以后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研究和我国养猪标准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恢复当时的养猪生产秩序、促进养猪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这个育种科研协作组最后发展成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我国瘦肉型猪发展的需要，各地相继从国外引进一批长白、大约克及杜洛克种猪并建立了相应的原种猪场。为了有效地保持和提高这些优良种猪的性能，发挥这些种猪在我国养猪生产中的作用，减少从国外重复引种带来的疾病风险，培育适应我国市场、生产条件的长白、大约克及杜洛克种猪，1993年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指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会专家及国内主要瘦肉型种猪选育场，成立大白猪、大约克、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这三个瘦肉型猪育种协作组从1993年成立到2006年整合为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

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要健康发展，需要以猪育种协作组的顾问专家和成员单位为基础，形成猪联合育种协作组的核心团队，从点到面，先做好核心单位的联合育种工作，然后不断扩大规模和范围。

现阶段我国种猪产业的现状

我国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猪种资源。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我们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几十年来各地还培育了不少品种，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很多国内、国外的杂交配套系。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为我们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理论上讲，只有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什么样的种猪，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长白、大白、杜洛克完全具有物质基础。

我国种猪场的数量和单个猪场猪群的规模在迅速扩大。最近几年随着养猪业的发展，各种渠道的资本都进入养猪业，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投资建设种猪场，种猪场的数量年年增加。根据相关制度，种猪场要获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基础母猪群中至少有一个品种的母猪数量要达到300头以上，现在有不少种猪场单品种基础母猪群规模要超过这个数，达到600头甚至1000头以上。在养猪发达的国家，有群体规模确实很大的种猪企业，但更多的也是这种中小规模的种猪场或者农户。差距就在于这些国家的育种公司或者育种协会都比我们做的好。育种公司像PIC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育种企业；育种协会像丹育协会，把农户都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养猪产业链，实现产业化经营。我国的种猪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总体上还属于初级阶段。

猪育种硬件设备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最近几年，各地种猪场普遍配备了B超和电子称，育种软件也得到广泛推广。部分种猪场还装备了生长育肥猪饲料转换效率自动测定系统。种猪的公共测定以华南种猪性能测定中心、华中种猪性能测定中心、及北京种猪性能测定中心为平台，开展了多次公共测定和拍卖。少数种猪场还开展了猪氟烷敏感基因、雌激素受体基因、促卵泡素受体基因等分子标记的场内检测和辅助选择。可以肯定地说，种猪性能测定的工作，在硬件设备上已经具有足够的条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多数种猪场的性能测定及遗传评估工作没有得到全面实施，总体上还处于根据体型外貌或者体型外貌加表型选择的阶段，很多测定设备成了摆设。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利益联合的问题、有信用体系的问题、有种猪市场规范的问题，有理念的问题，有素质的问题，还有疫情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性能测定就不能得到全面实施，联合育种的组织工作开展起来困难就很大。

三、充分发挥育种企业、科技工作者及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种猪选育工作，特别是联合育种工作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等重要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营行为。要推进种猪联合育种工作，就需要充分发挥育种企业、科技工作者及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要发挥育种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我们要从机制上宣传、奖励那些规范经营、科学管理、认真选育、产品质量高、积极参加联合育种工作的种猪企业，使这些企业从中得到切实的好处。另一方面，要为参加联合育种的种猪企业创造一些条件，例如和相关部门协商，组织大家一起通过正当渠道到国外去购买一些优秀公猪精液或者优秀胚胎，逐渐代替当前的活猪引种。这样既可以引进优秀的种质，又降低引种成本。

要发挥育种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就需要鼓励育种企业和育种科技工作者的密切合作。目前我们种猪联合遗传评估方案中主要性状的校正公式及经济权重还是借用国外的数据。要发挥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