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一直最爱吃猪肉而不是羊肉

而养猪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一方面，猪对饲料的要求远远比其他牲畜要简单得多，可以吃人不愿意食用的一些下脚料，如所有的剩菜、糠麸等，临时野放时也可以吃植物的地上部分，甚至可以吃地下部分。人们总会有残羹剩菜，借助于人不能吃的剩余农副产品，一个家庭一年养1～2头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另一方面，可能比提供肉食更重要的是，养猪可以提供大田所需要的肥料。虽然猪不能像牛那样为大田生产提供动力，但中国很早就废除了土地的休耕制度，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对于恢复土壤的肥力起了重要作用。清代蒲松龄在《养蚕经》中说：“岁与一猪，使养之，卖后只取其本，一年积粪二十车，多者按车给价，少者使卖猪赔补。”即一口猪一年能够积肥20车，能够很好地促进粮食增产，“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这正适合明清时期农区发展畜牧业的需要，因此猪的养殖反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些养猪的优点恰恰是养羊的劣势。诚然，养羊亦可以与养猪一样提供农业种植所需要的肥料，所谓“羊壅宜于地，猪壅宜于田”，还可以提供养猪所无法提供的服装原料。但养羊通常需要较为广阔的牧场，人口稠密的农区却已无荒闲之地可以用于放牧。而自汉代起，出于积肥的需要，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猪圈，中国的养猪业便由放牧为主转向舍饲为主。舍饲不需要多少土地，也不会在人口聚集的乡村导致邻里纠纷。清嘉庆时所修的安徽《合肥县志》就特意提到养猪要设圈，“不得野放”，“免生邻衅”。明清时期，在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的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从北方引进的山羊失去了像唐代及以前听任“食野草、毒草”、有较大放牧场的环境，不得不也被圈养在家，进行世界罕见的舍饲或半舍饲。但即使在同样舍饲的情况下，养羊依然不如养猪合算。这是因为猪的食性更杂，对饲料无甚要求，水生植物类、发酵青饲料类、发芽饲料皆可，明代还有人用蝗虫喂猪，结果“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而羊需以含有高度纤维素的植物为食料，明代《沈氏农书》记载，在江南地区养山羊11只，一年需要饲料15000斤，其中农户自己提供的只有1000余斤桑叶（占7％），剩余的枯草、枯叶各7000斤都需要从别处购买，总共需要6两银子，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此外，猪是把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蛋白质和脂肪的效率最高的动物之一。明代浙江嘉兴府早有“肉猪一年饲养两槽，一头肉猪饲养6个月可得白肉90斤”的记录，而清同治年间的《上海县志》更记载：“豕，邑产皮厚而宽，有重至二百余斤者。”在提供肉食总量方面，根据《膳夫经手录》所载，“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与猪相差甚远。更不用说猪的繁育能力远胜于羊，明代时已有“母猪一胎可育仔十四头”的记载了。除了因宗教禁忌不食猪肉的兄弟民族之外，在基本上以素食为主的中国人的生活中，从养猪中获得的肉食，占据着中国人日常动物蛋白质的最大份额，成为压倒性的主要肉食来源，其重要性比其他所有陆地动物都大。“它是富人的日常肉食，穷人的节庆膳食，油和工业产品的来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是如此常见，以至中国的饲养场拥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猪”，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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