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考古：浙江考古的高光时刻回顾

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回顾过去百年的中国考古历程，我们能看到浙江考古在其中的一些高光时刻。从发掘出的古代文物到对古代文明的深入研究，浙江考古在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古代墓葬还是青铜器、陶瓷等文物，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在这百年的考古进程中，浙江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仅让我们加深对古代历史的认识，也为世界考古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了解这些高光时刻，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和珍视浙江考古的宝贵成果，感叹其在中国考古百年历程中的不朽价值。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张琦

这几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有一个图片展：文物映耀 百年征程——追寻浙江根脉 发现中华文明。

昨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15位读者已经先睹为快：所长导览标本库，还“爬”了廊桥……来考古所上了半天班，小时新闻的读者什么感受

请注意，省考古所和这个展览不对外开放。但是，很多读者给我们留言，希望在线上也可以看到，了解浙江考古近百年的重要发现。

那么，接下来，请慢慢读，细细看，建议收藏——

从19安特生发掘仰韶村算起，中国考古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从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联合发掘古荡遗址算起，浙江省考古工作的开展，也有80多年的历史了。

要说浙江的大历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浙江有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

而一万年以来，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谱系。

距今一万年的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经发现了19个地点。上山文化成为目前浙江远古区域文化的源头，浙江，由此成为万年浙江。

最近，在宁波余姚井头山10米以下，发现了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8000年前的井头山遗址。而在8000年前勇立潮头的跨湖桥，人们建造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可以近海航行。再往后，就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它早已被写入了教科书。

而这几年刷屏的网红良渚，更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这些都是浙江远古文明优秀基因的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80年来，浙江考古人拿着手铲，从无到有，让我们看到了浙江一万年来无史书记载的历史文化面貌。

一、百万年的文明根系：旧石器文化地点的确认和突破

从世界范围看，旧石器文化可以上溯到距今300万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浙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进入21世纪，随着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的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者在浙北地区的安吉、长兴发现了30余处旧石器地点，改写了浙江无旧石器文化遗存的历史。目前，已发现120 余处旧石器地点，分布于苕溪流域和钱塘江流域，初步建立了浙江旧石器时代年代序列，最迟自早更新世晚期开始，延续到晚更新世晚期，最早达到距今100万年，极大延伸了浙江地区的文明根系。

浙江境内旧石器早期石制品具有典型的南方砾石工业文化特征，大多粗大而厚重。随后，逐渐从粗大型向小型化过渡，至晚更新世晚期，小型化明显并占主导地位。

1、上马坎遗址

上马坎遗址位于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遗址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2002年调查发现并试掘，～发掘，共获得500余件石制品。上马坎遗址是我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被誉为“浙江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石制品组合属于南方主工业，其最早年代距今80万年前。对研究古人类行为模式与环境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上马坎遗址剖面全景

上马坎遗址发掘探方剖面

上马坎遗址出土石核，也是浙江第一件出自地层的石制品

上马坎遗址石片

上马坎遗址砍砸器

上马坎遗址石球

2、七里亭遗址

七里亭遗址位于长兴县泗安镇，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文化层厚达11.5米，共发现700余件石制品。七里亭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趋于以小型化，其工业归仍可归为南方主工业，中文化层石制品粗大而厚重，为典型的南方主工业。经古地磁测定，下文化层的年代最早达100万年。七里亭遗址是浙江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

七里亭遗址石核

七里亭遗址石片

3、银锭岗遗址

银锭岗遗址位于长兴县小浦镇光耀村。考古发掘，面积近600平方米，分上下两大文化层，共获284件石制品。石制品组合属于南方主工业，但上文化层具有以燧石为原材料的石制品较为丰富、锤击和砸击技术共存、片状毛坯居多等特点，同时在上文化层发现了一处石器的制作加工场。

银锭岗遗址石片

银锭岗遗址刮削器

银锭岗砸击石片

银锭岗遗址尖状器

4、合溪洞遗址

合溪洞遗址位于长兴县小浦镇光耀村，现存5个出土遗物地点。～发掘。1号地点是遗址主体部分，出土大量的晚更新世动物化石、石制品、有人工痕迹的动物碎骨。该遗址是浙江首次发现并发掘的有人类文化遗物的洞穴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遗物，包含了丰富的人类活动信息，为研究末次冰期中国古人类的生存和适应方式提供了新资料。

合溪洞遗址石片1

合溪洞遗址石片2

合溪洞遗址石片6

二、从文化谱系到文明探源：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斑斓画卷

从五千年良渚到七千年河姆渡，从八千年跨湖桥到万年上山，考古工作不断向前追溯，构建起浙江地区多元而又互相交融的文化谱系。从“远古中华第一村”到“中华第一城”，史前浙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成就和精神文明贡献，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养分。

1、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因浦江县上山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钱塘江上游南部区域和灵江上游的河谷盆地，已经发现了18处遗址，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征和丰富内涵的史前文化，年代距今约10000-8000年。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远与稻作农业、精美的彩陶和先进的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带来了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起源这两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热点问题的新契机。

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已经具备栽培特征的稻作遗存，夹炭陶器中，羼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通过浮选也发现了炭化米和小穗轴遗存。在早期的稻遗存中，具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和具有栽培稻小穗轴特征的颖壳都有发现，判定为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粳稻。中晚期，小穗轴所体现的栽培特征更为确定。水稻硅酸体特征和稻米颗粒的长宽比参数也表明，上山文化稻谷经过了驯化。

夹炭陶羼和物中发现稻壳、稻叶，证明当时已经出现连稻叶稻杆一起收割的方法。部分石片石器中，刃部微痕观察发现“镰刀光泽”，残留物有水稻植硅体，证明其为水稻的收割工具。大量水稻植硅体和少量稻米淀粉粒残留在石磨盘和石磨棒上，这两种石器是当时的碾磨脱粒工具。

人们有意识地进行栽培、食用，并在陶器生产中频繁地利用稻壳、稻杆（叶）作为羴合料，稻作生产在上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上山文化的重要内容。

上山文化的陶器特色鲜明，主要有盆、钵、罐、壶、杯、平底盘、圈足盘等，陶器的表面往往有红衣装饰。彩陶主要有太阳纹、短线组合纹、圈点纹等装饰。

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于河谷盆地边缘的山前台地，并深入平原的中央，已经告别了山林洞穴的生存模式。遗址中普遍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例如上山遗址晚期出现了有规律的房址，早期也有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荷花山遗址也发现有规律的柱洞分布，柱洞所指示的可能是地面式或干栏式建筑。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灰坑等遗迹和丰富的陶器，也是持续定居生活的直接证据。

上山文化的遗址面积往往达数万平方米。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上山遗址被称为“远古中华第一村”，它的房址及埋藏完整陶器的遗迹均发现于南区，北区所发现的灰坑均为垃圾填埋坑。上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环壕聚落。目前发现环壕迹象的有小黄山遗址、湖西遗址和桥头遗址。桥头遗址呈现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为自然河流的聚落结构，环壕的深度达3米，截面呈口宽底窄形状，上宽近10米。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居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上山文化已处在聚落定居阶段，这是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之一。稳定的定居生活依赖农业经济的支撑，上山文化已经具备了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稻作文化已经成为上山文化的核心内容，被认为是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

陶壶

部分彩陶纹饰

2、跨湖桥文化

跨湖桥文化因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而得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钱塘江及其支流的中上游地带，在金衢盆地的诸多上山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与上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发展演变关系。跨湖桥文化的年代距今8300~7200年。

跨湖桥文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各种类别的器物上，主要有陶器、石器、木（竹、苇）器、骨角器、漆器，特别是特征鲜明的陶釜、罐、彩绘陶，各类漆木器和独木舟的发现，为认识当时的自然环境、生业方式、经济形态、精神信仰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遗址上部为厚达4米的纯净海相淤土层叠压，遗址底层的海拔高度约为-1.2—-0.9米。陶器基本组合为釜、豆、罐、钵、甑，发现数量较多的彩绘。石器以斧、锛、凿、杵及磨盘为主。骨器见有耜、梭、叉、三孔和双孔的哨等。木器中包括各种规格的石锛柄、独木梯和大量的小型器具。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稻谷与稻米的粒形显示出栽培稻的特征。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独木舟、漆器（弓）、“中药罐”、经黏合剂修补的陶器残片、复杂的篾编等。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前段保存基本完整，中部还进行过填洞修补。舟体残长5.6米，舟前部较窄，约29厘米，离前端25厘米处，宽度增至52厘米，大概是舟身的宽度。舟身前端底面向上翘起，顶面留有纵向宽度约10厘米的“小甲板”。侧舷仅在头部保存约110厘米的长度，其余均残损。舟体内深不足15厘米，舟体较薄，底部和侧舷厚度均为2.5厘米左右，可能因为埋葬环境而发生收缩。

独木舟遗迹

舟体固定在木桩、横木构成的架子上，两侧还发现两件未见使用痕迹的木桨和数件石锛柄、石锛、石器崩片、砺石，在清理过程中，还发现多处小块的苇席状编织物，有可能是“帆”。独木舟及其相关遗存是一个与独木舟的制作、修理相关的加工现场。

跨湖桥独木舟遗存的年代距今约8000年，它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船史研究的重大空白，为进一步研究考古学上独木舟、木浆、木船工场、帆以及木板船的最早出现提供了新的线索。以此为基础，在史前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认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和文化持续跨海远航传播的过程，对推动史前史和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因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而得名。核心分布区为余姚东部的姚江河谷，整体分布范围包括宁绍地区东部、舟山地区和台州地区一部分，覆盖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余姚河姆渡、鲞架山、鲻山、田螺山遗址；江北区慈湖、小东门、傅家山遗址；奉化名山后、下王渡遗址；象山塔山遗址；台州路桥区灵山等遗址。

河姆渡文化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5300年，可分早、晚两期，年代分别为：距今 7000-6000年、距今6000-5300年。早期出土的夹炭陶绳纹带脊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等器物，以及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文化面貌独特，体现河姆渡文化的典型特征；晚期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鬶、垂囊式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镂孔豆等，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更多影响。

河姆渡、田螺山、鲻山等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大片的木构件保存良好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以及反映古代稻作农业水平和重要性的稻作遗存最为瞩目，此外还有极其丰富的其他动植物遗存，包括鹿、猪、牛、狗、龟、禽鸟类、淡水鱼、海鱼等61种动物，和橡子、麻栎果、菱角、芡实、桃子、柿子、酸枣、葫芦、薏米仁等。河姆渡文化社会经济（生业）模式为农业（稻作、畜牧）与传统的采集和渔猎手段兼营或互补共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时称罗江公社），因1973年河姆渡渡口北侧一处江边排涝基站的建设而偶然发现，面积约4万平方米。该遗址经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630平方米，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器、木器等各类文物6300余件，以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这批保存良好，种类丰富而又具典型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之后不久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它的发现为认识和复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六七千年前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的田螺山周围，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约7公里。2001年在打井中被发现。至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特征鲜明的大量河姆渡文化遗存，如多层次干栏式建筑及墓葬、食物储藏坑等遗迹，1万多件陶、石玉、骨角牙、木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稻谷谷壳、炭化米粒、菱角、橡子、葫芦等。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超过3米，分为6个文化层，年代为公元前5000~3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

田螺山遗址景观

双鸟木雕器（T303⑦：39）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建筑文化传统——干栏式建筑和榫卯结构技术的主要源头，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是中国史前时期原始艺术早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4、良渚文化

从1936年良渚镇出土黑陶的零散遗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级玉器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贵族大墓， 到以城墙围合的3平方千米良渚古城内城，再到最终确认的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八十余年的良渚考古，是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进程探索中巨大贡献的缩影。良渚古城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考古工作进入了全方位精细化研究与文明模式的探讨阶段，承担起新的使命。

良渚文化因1936 年施昕更发掘的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以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心，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可分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太湖西南区、太湖东南区和太湖东北区三个主要的区域，三个区域在陶器组合、玉礼器组合、葬俗等方面有一定差异。另外在宁绍地区、金衢地区、宁镇地区、江淮地区都有良渚文化的分布。良渚文化为公元前 3300至公元前2300 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葬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被发现和确认，对良渚文化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1986 年余杭反山良渚贵族墓地，1987 年余杭瑶山祭坛与墓地以及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良渚玉器、良渚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良渚文化成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良渚文化的研究一直在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并有许多突破性的发现，成果丰硕。玉架山环壕聚落的发现，对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模式有了新的认识；茅山遗址良渚文化大面积水稻田的发展，展示了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水平以及规模化生产的情形，为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提供了经济支撑。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古城的发现，为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良渚遗址群的遗址分布与相互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平台，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和新起点。良渚古城的发现，也印证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文明阶段，已经完全具备了国家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由城址区、水利系统、郊区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

城址区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部分组成。莫角山宫殿区东西长630、南北宽450米，相对高9-15米，面积近30万平方米，分布有三座宫殿台基、35座房基和1处大型沙土广场。莫角山以南的皇坟山台地，是一处面积稍小的宫殿区。皇坟山以西的池中寺新发现包含近40万斤稻谷的碳化稻谷堆积。宫殿区以西分布着反山、姜家山等王陵和贵族墓地。宫殿区以西的钟家港河道两侧可能存在各类手工业作坊。内城城墙南北长约1910、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共发现8座水城门、1处陆城门。除南城墙无外城河外，其余三面城墙均有内外城河。内城墙以外，分布着扁担山-和尚地、里山-郑村-高村、卞家山及东杨家村、西杨家村等长条形人工堆筑高地，构成古城的外城，合围面积达6.3平方公里。

水利系统由11条水坝组成，可形成13余平方公里的库区和4600余万立方米的库容量。

城址区东部和北部分布有大量的郊区聚落，占地30多平方公里，由数百处台地遗址组成。位于城址区外围的瑶山、汇观山应是与观象测年有关的天文台，祭坛废弃后成为王陵及贵族墓地。良渚古城遗址分布于所在的C形盆地及北邻的德清地区构成古城的腹地，占地近2000平方公里。

玉架山遗址发现由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各环壕基本同时存在，始建于良渚文化早期并沿用至晚期，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聚落，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结构，六个环壕可能代表了六个相关的氏族，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社会的组织结构，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及其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等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野。

茅山遗址由坡脚的居住区、墓地区和南部坡下的稻田区组成，良渚晚期的稻田区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发掘揭露出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围成的4块田块，每个田块面积约在1000平方米左右，面积大的近2000平方米。良渚文化中期条块状稻田和晚期大面积水稻田在良渚文化均属首次发现。

良渚文化创造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玉器艺术。玉器类型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器、玉镯、锥形器等，反映了复杂的礼仪制度。在夏、商、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成为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三代的礼仪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神徽在整个环太湖甚至更广大的地区表现出极其统一规范的模式，良渚人对这一神灵的崇拜几乎达到了一神崇拜的程度，是超氏族的图腾神。

反山M12：98侧面

反山钺王M12：100

反山M12：98玉琮上的神徽图案线图

三、越地历史的重建：代表南方青铜时代的越文化

浙江是越文化的诞生地。春秋时期，越国成为五霸之一，雄踞东南，创造了特色鲜明的文化，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内容。土墩墓、印纹陶与原始瓷构筑起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工作也让我们获得了关于那段历史的更具体深入的认识。湖州毘山遗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内最为重要的夏商时期遗址，曾出土过卜骨、铜建筑构件、玉器和大型建筑基址。绍兴地区越国王侯贵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重大收获，基本确认了平水盆地为战国时期越国王陵区。地处吴、越、楚交界地带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区东周至汉代的重要城址，而遗址区内分布着的龙山越国贵族墓也是我们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契机。近年来，衢州地区大型土墩墓群的考古发现，为探索越文化的源头打开了新的突破口。

1、绍兴印山越王陵

印山越王陵位于绍兴市西南13公里，兰亭镇里木栅村西南侧。1996-1998年发掘。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陵园由位于山顶的中心大墓和外围隍壕构成，总面积85000平方米。隍壕平面为转角方正的长方形，紧紧围绕陵墓山体一周，周长888米，壕宽16—29、深2.1—2.7米，隍壕四面正中有宽40-60米的进出陵园的通道。

主墓由山顶向下凿岩而成，整个墓坑填筑纯净的青膏泥，墓上夯筑长72、宽36、高9.8米的长方形覆斗状封土。墓葬平面为东西向甲字形，墓道居东，墓坑与墓道总长达100米，其中墓坑长46、宽14、深12.4米。墓室为枋木构建的长条形两面坡窝棚式，结构独特、保存较好，总长34.8米，宽6.7米，分为前、中、后三室，室内高度4.7—4.95米，各室间有门槛、门梁和门板相隔。独木棺放置在中室，长6.05、宽1.12米。墓室东端与墓道之间，有同为窝棚式的木结构甬道。墓室外围用140层树皮和1米厚的木炭包裹，犹如一条黑色长龙横贯整个墓坑。据测算，墓室所用木材近500立方米，墓室外围用木炭1400多立方米，青膏泥、树皮、木炭对墓室起到了很好的防水防潮效果。

墓葬早年被盗严重，仅残存玉、石、陶及漆木器41件，包括玉剑、玉镇、玉钩形器等，未见任何青铜器痕迹残留，墓坑填土中出土了1件保存完好的木柄青铜铎。根据墓葬规模、形制结构、出土文物，结合地方文献推断，墓主人应为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代越王，即勾践之父允常。

印山越王陵鸟瞰

青铜铎

印山越国王陵木郭外包裹树皮及木炭情况

2、安吉八亩墩墓葬

八亩墩墓葬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完整墓园，—发掘。

墓园由中心主墓、外围陪葬墓和最外围的隍壕构成，面积约35000平方米，其中，主墓位于独立的小山之巅，外围31座陪葬墓，分两周内外对应、紧紧围绕中心主墓，隍壕为转角方正的曲尺形，将主墓和陪葬墓围护其中，周长630米，宽21米，四周基本贯通，仅东侧有6米宽的进出通道。

主墓由人工夯筑的双层覆斗状土台构成，土台底部东西长70米，南北宽50米，土台外围有大石坎和石护坡围护，加上3.5米高的墓上封土，人工营建部分的垂直高度达到15米。

墓葬平面为东西向甲字形，由墓坑和墓道两部分构成，总长24米。斜坡墓道位于西端，墓坑长15米，宽5米，深6.1米，最底部0.3米为岩坑，其余均为人工夯筑而成。除棺椁相套的木结构墓室外，墓道和墓室之间还有用草包泥垒砌的封门墙，墓室中部有越地流行的独木棺。

墓室内出土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42件，玉石器近千件，尤其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管、珠类绿松石服饰和冠饰最为精美。主墓北侧发现专门摆放随葬器物的外藏坑，长23米、宽1.3米，坑内出土器物183件，原始瓷器成组摆放，带盖的印纹硬陶器成排布列，少数器物内发现残存的动物骨骼和海螺。

八亩墩墓葬是浙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示的一处越国高等级贵族墓园，墓园要素齐备、布局整齐，结构独特。中心主墓以护石包边的夯土台基堪称东方的“土石结构金字塔”，土台营建的分块版筑技术、墓道边壁发现了明确的立柱、横撑木及竹篱笆痕迹，为探索江南大型土墩墓熟土堆坑的营建找到了关键性证据。

目前，安吉古城遗址公园即将建成开放，八亩墩墓葬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展示利用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越国历史的实证。

安吉古城和龙山107号墓（八亩墩）

龙山107号墓园全景航拍

D107M1棺内头饰及冠饰

D107M1绿松石组饰

3、云溪土墩墓群

云溪土墩墓群位于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包括庙山尖土墩墓和相邻的孟姜村土墩墓。

庙山尖土墩墓位于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棠陵邵村，进行了发掘。该墓为熟土堆筑的甲字形浅坑木椁墓。封土呈馒头状，顶部近平，底径25-30米，残高3.4米。墓坑长14.3、宽6.2、深约0.3米。墓道朝西，长8、宽3米。木椁为两面坡的人字形结构，外铺木炭，分前、后两室，前室宽4.9、长3.5米，后室宽6.2、长10.8米。

该墓出土大量随葬品，主要为青铜器、玉器，另有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青铜器包括剑、戈、镞等兵器和铜削等工具，及龙首形钩、铜泡等车马器。玉器以玉玦居多，此外有玉管、玉璧、玉珠和玦形挂饰。玉玦成组出现，每组数量多达三四十件。根据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特征，推断该墓为西周早中期高级贵族墓葬。

龙首勾形器出土情况

图十一车马器出土情况

孟姜村土墩墓位于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孟姜村，包含三座邻近的土墩墓，进行了发掘。一号墩整体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到达墓坑开口层位，并基本揭露出一号墩的“人字形”椁室，为探究南方地区“人字形”木椁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二号墩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隆起呈“馒头”形状，该墓虽被破坏严重，但仍发现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有原始瓷器、玉石器等58件（组）。三号墩保存较为完好，大致呈正圆形，气势宏伟。在墓坑底部发现有多处玉石器及原始瓷器堆放点，原始瓷器质量好，器形丰富，组合明确，对于研究越文化的器用制度，礼仪规范，丧葬形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云溪土墩墓群的发掘是继上世纪80年代衢江西山、程家山等土墩墓发掘后，在该区域所开展的又一项重大考古工作，规模宏大的土墩墓及大量精美的器物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浙西地区商周时期历史的认识。

这些密集分布的大型土墩墓，文化面貌相对统一，土墩的营建方式较为一致，应是同一文化的高等级墓葬集聚区，证明衢江地区在西周早中期是一个明确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是越地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根据《左传》《逸周书》《国语》《吴越春秋》等典籍中“见姑蔑之旗”“於越纳姑妹珍”“西至于姑蔑”“至于姑昧”的文字记载，商周时期在越地西部存在一个名为“姑蔑”的族群，或许与这里分布的土墩墓有一定的关系。

一号墩人字椁及浅坑

三号墩航拍照

四、从瓷之源到天下龙泉：代表中国陶瓷工艺史的浙江陶瓷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为中国陶瓷重要起源地的浙江，从原始瓷到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瓷是瓷器的滥觞，湖州老鼠山窑址可早到商代。夏商时期毘山遗址中的大量原始瓷堆积，也是当地存在原始瓷窑址的说明。而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更是分布有许多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窑，随着近些年原始瓷窑址的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原始瓷的年代序列、中心产地、工艺水准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慈溪上林湖窑址群，是唐五代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此地窑址分布密集、产品质量上乘、制作工艺高超，堪称越窑系青瓷之典范。宋元时期，青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丽水市龙泉一带，成就了天下名窑龙泉窑。

1、原始瓷窑址

浙江地区原始瓷窑址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湖州南部德清北部窑址群、萧山进化窑址群和绍兴东部上虞西部窑址群。

湖州南部、德清北部窑址群以德清火烧山、亭子桥窑址为代表。德清火烧山窑址是一处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龙窑窑炉等迹及鼎罐、卣、尊、碗、盘等大量精美标本，基本建立起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原始瓷的年代序列。出土的一批包括卣、鼎、簋在内的仿青铜礼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器物找到了产地。

亭子桥窑址为一处战国时期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多处龙窑窑炉遗迹，出土大量原始瓷器、窑具及少量印纹硬陶。其中原始瓷器大多为仿青铜器的礼乐器，表明这是一处主要烧造高档仿铜原始瓷器的窑场。该窑址是一处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与丧葬用瓷的窑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官窑”的性质，不少产品质量甚至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水平。

萧山进化窑址群以茅湾里窑址为代表，该窑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自然村茅湾里，窑址范围包括裘家山、狮子山、蜈蚣腿等地，分布面积约20000平方米。

产品以印纹硬陶为主，原始瓷器为辅，两者同窑合烧，窑炉形制为龙窑结构。原始瓷器以瓷土为原料，胎质较细，颜色浅，以灰白色为主。施青黄色釉。器物制作以拉坯成型为主，内底心处多见细密的螺旋纹，应为拉坯痕迹。器形以盅式碗为主。烧成温度约1100℃左右。

绍兴东部上虞西部窑址群以富盛窑址为代表，该窑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分布面积约4000平方米。产品包括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两类，两者同窑合烧。窑炉形制为龙窑，窑底铺砂粒层。原始瓷器以瓷土为原料，胎质较细，颜色浅，以灰白色为主。内外施青中泛黄的薄釉，釉层不均匀，外底部多不施釉。器物制作规整，以拉坯成型为主，内底心处多见细密的螺旋纹，应为拉坯痕迹。器形以盅式碗为主，另有盘、碟、缸、盖等。印纹硬陶以含铁量较高的红褐色黏土为原料，胎质较粗，颜色深，呈色以红褐色为主。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以罐、坛类为主，形制多样。器表拍印有米筛纹、米字纹、杉叶纹、粗麻布纹、回纹等。

德清火烧山窑址原始瓷鼎出土情况

德清火烧山窑址出土原始瓷筒形卣

湖州南山窑址出土原始瓷豆

2、上林湖越窑

上林湖越窑遗址位于慈溪市上林湖一带，包括荷花芯窑址、后司岙窑址和寺龙口窑址，为东汉至宋代（1世纪~12世纪）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历代先后在此设立贡窑和置官监窑，大量烧制精美的青瓷。

荷花芯窑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村。1993年至间进行了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共揭露出龙窑窑炉、活动面、房址、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挡墙、台阶路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瓷器产品，器类丰富，其中不乏质量高超的秘色瓷器。该窑址揭露出来的遗迹，功能涵盖备料、成型、上釉、烧成等制瓷工艺的多个环节，为复原唐宋时期越窑窑场布局提供了详尽的资料。

后司岙窑址位于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村。至间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共揭露出龙窑窑炉、房址、储泥池、釉料缸、挡墙、排水沟等丰富遗迹；出土大量青瓷产品，器类丰富，质量高超，其中尤以秘色瓷品质最高。考古工作表明，该窑场从初唐开始烧造，至北宋中期停烧，延续时间较长，窑场布局和分区明确，为探索唐宋时期越窑窑场布局提供了详实资料；同时该窑址地层中出土若干纪年匣钵如“大中三年四月十一日”、“大中十二年”、“咸通”、“中和”等，为探索越窑青瓷尤其是秘色瓷的发展历程、工艺技术演变等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寺龙口窑址龙窑窑炉

寺龙口窑址南宋地层出土乳浊釉瓶

秘色瓷八棱净瓶

3、龙泉窑

龙泉窑遗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10里的大窑村一带。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历时七、八百年。属南方青瓷系统，是宋元时期著名窑场之一。

龙泉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村北部岙底峡谷中，至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了堆料场地、成型车间、烧成窑炉、居住存货等作坊遗迹，确立了龙泉窑青瓷的明代地层，并且出土了一批明代洪武永乐时期的官用青瓷，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处州烧造宫廷用瓷的记载。以大规格器物为标志的组合及器物的精美装饰，较元代后期更加华丽、繁缛，可见明代前期仍是龙泉窑的高峰时期。

其烧成年代主要为元、明时期，器类丰富，纹饰多样，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其中“永乐九年”、“永乐辛卯”、“乙卯中”及八思巴文等纪年文字和具有非常明确的使用年代的标本的发现，对龙泉窑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枫洞岩窑址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特别是有些器形明显不是一般日用器，而是祭祀用器，而且在现存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两岸故宫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具有高等级规格处，说明其性质不是民用产品，而是官用瓷器。

洪武时期刻花大墩碗

洪武时期“官”字款火照

五、钱塘自古繁华：代表历史时期晚段文化的南宋

定都临安的南宋，是中国近八百年以来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源头。墓葬考古与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两大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南宋皇陵、墓园、族墓地和临安城、嘉兴子城等项目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对墓园制度与堪舆理念的研究，对“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发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实践中提出的新思考。

1、衣锦城遗址

衣锦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临安区，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镠规划营建的第一座城，作为吴越国“一军十三州”的一“军”，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如今仍保存相对完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道路、门址、水井、灶台等遗迹，实证了吴越国衣锦城的繁荣和辉煌，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南城墙遗迹揭露出灰黑色的东西向砖石城墙，揭露部分长149米，城墙基础底部宽为25米左右。衣锦城的排水系统规划整齐、设置科学，已发现六条南北向排水沟和一条东西向总沟渠。城内的雨污水全部通过排水系统汇集到位于城墙底部的总排水沟当中，再流入护城河。

2、临安城遗址

由于南宋临安城与现代杭州城“古今重叠”，工作难度较大。但在配合基本建设工作的过程中，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83年，五代捍海塘的发掘，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构筑技术，也为南宋皇城方位的界定作了必要准备。

通过调查与钻探，探明皇城的北城墙、东城墙及城内的若干夯土台基，并开展对罗城的全面勘探和钱塘门遗址发掘，目前对南宋临安城皇城、外城墙遗迹的轮廓和保存状况，已有较全面的了解。

城内的道路肌理，最重要的工作是南宋御街的多次发掘，御街贯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门，经朝天门（今鼓楼），两侧有太庙、三省六部，是为南段；过朝天门，经德寿宫侧，至观桥，是为中段；在观桥附近，折西而行，抵达终点景灵宫，是为御街北段。考古发掘对御街的砌筑工艺，南段、中段和北段御街的宽度，均有比较可靠的复原数据。

城内主要衙署和建筑，1995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太庙、临安府治、恭圣仁烈杨皇后宅、三省六部、德寿宫遗址，多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3、明州城遗址

唐宋时期的明州城，州治设立在今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汇聚的三江口，包括子城和罗城，历年来考古发现较为丰富。

城墙遗址，主要有东门口码头遗址、和义路遗址、和义门瓮城遗址、罗城（望京门段）遗址，各处所见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出土遗物，均可追溯至中晚唐之际，这是明州治所始终位于三江口的明证。

城内遗迹，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宋元市舶司遗址、天后宫遗址的发掘，揭开宁波城市建筑设施考古的序幕；1997年公园路唐宋子城遗址发掘，揭示了唐、宋时期的墙体及城内的部分建筑；1999年，宁波月湖发掘了宋代都酒务、高丽使馆遗址。

2001年至2002年发掘的子城内永丰库遗址，是元代庆元路衙署内的一处仓储遗址。它的前身是南宋“常平仓”（官府粮库），元朝之后为明朝的宏济库。永丰库遗址规模较大，南北长120米，东西宽80米，总建筑面积9600平方米。遗址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遗存有与之相关的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众多遗迹，出土可复原各类文物800余件，实证了为宁波作为我国元代第二大对外贸易港口城市的历史定位。永丰库遗址的发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古代大型仓库，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联系，是中国宋元考古的一次突破。

4、嘉兴子城遗址

嘉兴子城遗址，为五代至明清时期嘉兴府衙署所在，1949年后改为“浙江荣军医院”，避开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浪潮，成为浙江省内唯一保持格局完整的子城遗址。以来的考古工作厘清了城墙四至，揭露中轴线上甬道、仪门、设厅等主要建筑基址，还原了整体平面格局、展示了宋明之间衙署格局的变迁。

北城墙位置的探沟，一直发掘到生土，地层剖面显示，这里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聚落，两晋时期出现高规格建筑，可能已是浙北地区的一处政治中心；五代时期在此建起城墙，蒙元灭宋后，拆毁城墙，再无恢复；明代在旧城墙基址上，建筑土垣，作为嘉兴府衙署的北界围墙；1949年后，围墙拆除，护城河填平，一切封存于水泥路面之下。近2000多年来嘉兴城市的变迁，直观展示在剖面上，堪称历史文化名城嘉兴的“城市年轮”。

5、雷峰塔遗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佛教考古工作主要是佛塔地宫及塔身的清理。先后在金华万佛塔、龙泉三塔（平林寺双塔和金沙塔）、瑞安慧光塔、丽水碧湖南宋塔、湖州飞英塔、杭州雷峰塔等发现了大批文物，如万佛塔塔基出土的60多座铜造像；碧湖南宋塔发现的刻本佛经，刊刻时间起自五代止于南宋；慧光塔出土的经函和舍利函以檀木为胎，外壁用漆堆出佛像、瑞兽、花鸟，并用金粉绘出各种图案，代表了宋代温州漆器较高的工艺水平；飞英塔出土吴汉月施舍刻本《妙法莲花经》及木胎螺钿漆箱。

雷峰塔始建于公元957年，据载是吴越国王钱弘俶为王妃黄氏建，又名黄妃塔。原为八面七层的砖木结构楼阁式。北宋宣和年间（11~1125年）遭战乱受损。南宋时重修为八面五层。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犯杭时塔檐被烧，仅存砖构塔身。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轰然倒塌，在砖孔内发现了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吴越国王钱弘俶施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经卷用川棉纸或竹纸精印，是研究早期雕版印刷的珍贵资料。2000年至2001年，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对倒塌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发掘了地宫，出土了铁舍利函（内有金涂塔一座）、释迦牟尼鎏金铜佛像、铜镜、铜钱及玉人、玉钱等一批重要文物。

雷峰塔遗址发掘前的原貌

6、南宋皇陵遗址

南宋皇陵遗址位于绍兴市富盛镇，为宋室南渡后历代帝陵攒宫所在，实际包含了北宋徽宗永祐陵、南宋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七帝陵，并祔葬了哲宗昭慈孟后、徽宗显肃郑后、显仁韦后、高宗宪节邢后、宪圣吴后、孝宗成肃谢后、宁宗恭圣仁烈杨后七座后陵。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了一号陵园遗址。～，发掘了二号陵园遗址。

考古工作揭露了一号陵园的园墙范围和中轴线建筑布局，并探明了该皇陵墓穴的具体位置与规模。二号陵园揭露了同一中轴线上两组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其中北部的一组台基连接成凸字形结构，南部的台基为横长方形，通过回廊与北部台基构成一个围合院落。

根据一号陵园的石椁墓穴、享殿、门殿和围墙遗迹，可以推断已经揭示出了某帝陵上宫（或后陵）的主体建筑群。二号陵园的发现，则为认识帝陵下宫的实际规制提供了重要的标本。除了上、下宫自身的建筑结构之外，墓地的选择、各帝陵间的昭穆位次关系、上下宫的配列方式、陵园规制的演变过程，也都是考古工作中予以关注的要点。考古工作突破了文献描述的束缚，更加具体地认识到了南宋帝陵上、下宫的确切结构。

宋六陵1号陵园发掘区全景

七、经山历海的开拓：盐业、海防和水下考古

浙江海域广阔，海岸曲折，海岸线长达2200多公里，2100多座沿海岛屿星罗棋布，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史前时期到近代，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畏艰险，向海开拓，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

1、盐业考古

食盐是“国之大宝”，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盐业发展，设立繁杂的律法制度和专门的管理机构，严格掌控产、运、销等环节，并严厉打击私盐贩售。浙江自古富渔盐之饶，唐宋以来，浙江盐产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海盐产区。近年来，随着温州洞头九亩丘、台州玉环前塘垟和宁波大榭三处盐业遗址的发现，浙江地区的盐业考古也有了可喜的突破性进展。

现代的盐业生产以海水晒盐为主，而古代主要采用熬煮煎烧的方式，使海水或提纯过的高浓度盐卤水快速结晶成盐。在宋代以前，这种制盐工艺一直是海盐生产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浙江盐场及盐业遗址分布图

洞头九亩丘宋代盐业遗址位于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考古出土了包括炉灶、储卤坑、和泥坑、作坊、摊场、引水蓄水设施遗迹及各类制盐陶器等。该遗址的堆积分早晚两期。早期发现有盐灶、储卤坑和摊场，出土瓷器显示的年代为南宋早期。晚期发现有盐灶、储卤坑、和泥坑、卤水坑、房址等遗迹，年代为南宋晚期至元代之际。该遗址作为宋元时期民间自营煎盐作坊的典型样本，对于宋元时期浙江沿海盐业作坊的盐场格局、灶具革新及工业技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玉环前塘垟盐业遗址位于台州市玉环县蛇山西麓，揭露出一处宋代制盐作坊。遗址整体沿古海塘呈东西向带状分布，由盐灶、盐卤坑、坯料坑，以及灰坑等单元组成，分布较有规律，呈现出官营作坊的大场面布局规划。废弃的盐灶、盐卤坑和灰坑里，堆满了大量的各式支具和灶箅类烧土块，数量惊人。两个盐灶底部的剖面，以一层灰烬和一层黄土或青泥为一组（即一次修复使用周期的迹象），多组叠压，说明单个盐灶反复使用，且使用年限较长。根据揭露的迹象和出土物，并结合文献记载，前塘垟遗址应当属于宋代天富北监下辖密鹦场的一处子场。

玉环前塘垟遗址全景

大榭遗址位于宁波北仑大榭岛，其年代横跨史前、东周和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时期，是为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出土遗物丰富。

大榭遗址是浙东海岛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考古过程中揭示出布局清晰、结构完整的制盐遗迹，还伴出有种类较丰富、要素齐全的制盐遗物，包括半地穴盐灶、尖底缸、广口陶盆、陶支脚等，反映出当时的盐工对水分蒸发和盐分析出已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制盐效率进一步提升。

2、苍南壮士所城遗址

明代温州金乡卫，下设蒲门、壮士、沙园三个守御千户所。其中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蒲门、壮士二所城。而蒲门后称蒲壮所城，沿用至清代，后人于其上多所兴作，现城内格局基本为清代规制。壮士千户所，与蒲门千户所基本同时设立，后因倭寇侵扰，遂弃旧城，内迁 “归并蒲门城内”。

壮士所城基本由高地的山城和平地城连接构成，山城可能为衙属和主要军事建筑所在地，充当了一般州县城中“子城”的功能，平地城则为一般生活功能区。壮士所城城外除却迎面的沙滩，隙地极少，故推断当时的主要耕地亦当被囊括在平地城内。至的两次考古发掘，已发现了房基、水井、水渠等较为丰富的生活遗迹，出土了一批生活用具。壮士所城遗址是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明代早中期卫所遗址，晚期破坏较少，对于研究明代的海防制度和卫所运行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壮士所城航测图

水井

3、水下（沉船）考古

水下（沉船）考古是以沉埋在江河湖海等水体之下的文化遗产为调查、探测、发掘和研究对象的工作。宁波作为濒海大港，是浙江水下考古的重镇，历来开展了多项水下考古工作。自1979年以来发掘的沉船有东门口北宋沉船、涂茨明代沉船、和义路南宋沉船、慈溪潮塘江元代沉船等。

小白礁1号水下考古

1998年象山港水下考古调查，系浙江省首个真正意义的水下考古项目；至期间开展的“浙东沿海水下文物普查”项目，在宁波、舟山、台州、温州海域共发现水下文物线索200余条；

小白礁1号是一条商贸运输沉船，沉没于清代道光年间(18~1850年)，也是浙东海域首次通过水下考古手段发现的第一艘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沉船。6月，水下考古队员经过探测确定，“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所在海域水深18~22米，遗址散布范围长约23米，宽约11.2米。在沉船遗址表面，考古队员采集了玉印、西班牙银币、精美青花瓷、铜器、锡砚台等473件器物，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至，文物部门对象山石浦海域“小白礁1号”清代沉船组织了两次发掘，出水船体构件236件，文物1060件，标志着浙江水下考古事业的全面成熟。

小白礁一号出水文物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之际，中国考古也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地质调查发现零星的人类遗存，到系统认识古代文化遗物，再到构建文化谱系，进而发展到探索文明进程、独立书写历史的阶段。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的考古工作也肩负着书写浙江历史、保存文化基因、守护人类遗产的重任，从烽火年代的初试啼声，到建设热潮中的日渐日新，再到文明探源的积极求索，文物考古工作始终紧随时代发展步伐，映耀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我们的考古工作要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以研究浙江大历史为重点，深化考古研究，加强保护宣传，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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